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多年未見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 “三重”壓力。特別需要警覺的是,我國還遠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制造業比重卻提前進入下降階段,正面臨 “未富先老”“四基不牢”的難題。
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更高水平、更有競爭力的制造業,但是在進入新發展階段,制造業面臨許多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在12月8~1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要求不斷做強經濟基礎,提出實施 “減稅降費”、啟動 “基礎再造”、激發 “專精特新”、優化 “科技創新”等系列舉措,可謂是 “及時雨”和“強心劑”。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瞄準制造業,表明我國更加重視發展制造業,加大技術創新和要素資源向制造業有效集聚,努力做大做強 “中國制造”。
減稅降費減輕生存壓力
制造業向來是大國經濟的 “壓艙石”,對推動經濟增長和提高就業質量至關重要。我國高度重視制造業發展,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但是,近年來受金融、房地產行業 “暴利”增長、制造業成本快速上升、部分制造業向外轉移等因素影響,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簡稱 “制造業比重”)與美英日德等國相比,呈現過早過快下降特征。
制造業是國家產業體系安全和自主可控產業鏈的重要保障,在制造業由 “大”謀 “強”關鍵階段,制造業比重一旦下降過快過早,可能導致產業 “空心化”現象發生,威脅產業安全,制約創新發展,甚至會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為此,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呼吁,工業制造業占比過早過快下降要引起警覺。
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觀性。隨著產業分工水平不斷提高,制造業中非制造環節不斷分離出來,形成了服務性產業,制造業占經濟比重出現結構性下降。2020年,在外部經濟環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我國制造業流動資金緊張,企業投資能力和投資信心受到影響,制造業投資同比下降。
減稅降費是促進企業發展、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作為 “藥引”助推制造業創新,撬動優質生產要素向制造業集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強化對制造業支持力度,實際上就是用政府收入的 “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 “加法”和市場活力的 “乘法”,減輕制造業生存壓力和負擔。
在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中,制造業發揮著支撐、帶動和保障作用。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不但有利于制造業發展壯大,起到 “放水養魚”的效果,而且為最困難、最急需的制造業 “雪中送炭”,增強企業獲得感。
“四基”提升核心競爭力
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關鍵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制造業比重存在下降過快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效率和競爭力提升,助推了生產要素 “脫實向虛”,加劇了 “產業空心化”風險,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不利于搶占國際產業競爭“制高點”。在新的變局下,需要再次審視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風險、挑戰、問題和差距,從而努力 “破局”。
同世界工業強國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相比,我國制造業基礎不牢、地基不穩問題相當突出。特別是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產業技術基礎 “四基”等方面,對外依存度高,產業基礎投入嚴重不足,面臨“缺芯” “少核” “弱基”的窘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啟動一批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項目,激發涌現一大批 “專精特新”企業。從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條件來看,我國已經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從“天時”看,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已經并將繼續改變產業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為實現產業基礎能力提升 “彎道超車”提供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從“地利”來看,我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積累起來的人力物力財力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提供良好的物質技術基礎。從 “人和”來看,我國近年來就產業基礎能力建設加強了頂層設計,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提供了強大政策保障。
從激發涌現一大批 “專精特新”企業來看,我國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已經突破4萬家,不但有利于打破國外技術壟斷,實現關鍵零部件的國產化,提升產業鏈上下游協作配套水平,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效率,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國產品質量、附加值和品牌知名度,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進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
數字化改造促進產業升級
全球制造業最新發展趨勢是產品數字化、制造智能化、服務網絡化,其中智能制造走過“數字化制造1.0時代” “數字化網絡化制造2.0時代”,迎來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制造3.0時代”。目前,我國傳統制造業成本上升,效率提高相對緩慢,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發展較快,但體量總體較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數字化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可見,在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我國制造業 “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已不是 “選擇題”,而是關乎生存和長遠發展的 “必答題”。
不同于德國從工業1.0到工業4.0“串聯式”發展,我國傳統制造業發揮后發優勢,要采取“并聯式”發展方式,即采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 “并行推進、融合發展”技術方針,不斷推動 “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完善優化科技創新生態,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中國工程院制造業研究室主任屈賢明認為,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需要朝著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方向出發,依托優質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或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開展協同創新,加大對基礎零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高端儀器設備、集成電路等領域核心技術攻關和應用,從而在全球供應鏈 “制高點”擁有話語權。(孟凡君)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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