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我加入一家互聯網訂餐平臺的一個騎手團隊，來體驗他們的生活。我送了一天外賣，從早到晚，只送出去了15單。這個數量，是一個正常騎手一半的送單量。一個騎手輕描淡寫的和我說，十層樓，十秒上去，一秒一層。
在這里，速度意味著金錢。外賣騎手一般十幾個人一個團隊，以一家商場為圓心，負責周圍三公里的外賣服務，每個騎手都被后臺GPS定位，由系統派發給他們訂單。要想拿單多，就要跑得快。不僅是速度，很多都和錢有關。見到客戶，不管之前爬樓多喘氣，用力平復下來，然后微笑，就有可能得到一個好評，后臺會獎勵2元錢。
每天下午3點鐘，是騎手們最閑的時刻。他們帶我到了巴黎春天商場地下1層的漢堡王。這里是他們休息的大本營。因為旁邊有廁所，還有免費的wifi，邊上的座位也可以打上一個盹。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來得及看清楚每一個騎手的臉，一個個去認識他們。
錢，對他們確實很重要。
周強鵬，來自江西大山里的農村，家里的小孩才7個月大。為了賺夠家里的奶粉錢，100天來他沒有休息過一天。不是公司違反勞動法用工，而是他自己自愿要加班，否則一睜眼，他就覺得欠了房租。我們問他來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說是賣保健品的，專門賣給老年人。
“當時年輕不懂事，就做了這個，后來感覺他們騙人，就不做了。”
騎手 周強鵬
而事實上，周強鵬還是個九零后。1991年出生，19歲就出去打工，干過工廠，去過很多發達城市。現在做外賣，周強鵬覺得這個職業還比較實惠，對他而言。
“做送餐的外賣，肯定要比送貨強！”
我的另一個騎手兄弟楊強，和周強鵬有著差不多的遷徙邏輯。只不過，他是從河南的農村去了鄭州的富士康，做電焊。之后，他從富士康來到了上海，做外賣。
騎手 楊強
“不行，一個月賺兩千多塊錢，根本不行，我還要養家！”
“在老家還是賺不到錢，不穩定啊！”
張永，1993年出生，來自安徽。是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騎手。他說這個時代發展很快，他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感覺翻身一兩年就可以了。不過，騎著電動車送外賣，不停奔跑的張永，偶爾也會感到迷茫。
騎手 張永
“迷茫，是最危險的。”
“上海這么大，竟沒有我的立足之地。”
“一迷茫，我就想回家。”
張永不甘心做一個騎手，就像他不甘心在安徽老家窩著一樣來到上海淘金。我問他，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張永輕飄飄地說什么都做。其實，我能理解這句“什么都做”透露著不穩定、透露著無奈。
“現在來到上海，也感覺不好混。”
“只能怪自己沒能力！”
外賣只是一個臨時的職業。這種心態其實很多外賣騎手都有，趁著年輕在大城市賺錢，然后回家買房，做點小生意。
張永就一心想著攢十萬塊錢回老家開個淘寶店。然后娶妻生子，在此之前，他只想趁著年輕，多賺點錢。
和這些外地跑來打工的騎手們一起聊著天，深深的感覺到這些年輕人，對命運，甚至是未來卻少有抱怨。他們覺得，大城市至少給他們了出力掙錢的機會。
然而，和這些騎手待的時間長了，就會體會到，他們在這個鋼筋水泥的城市打拼，不僅僅需要錢，還需要溫暖。在中午最為繁忙的送單時間，一個騎手在微信群里說，“我的電動車電瓶壞了。”我身邊的張永，一個安徽小伙子，二話不說，騎著車給他送電瓶。另一個騎手，則默默的把張永的單子接過來，幫他送給了客戶。這個時候，大家都不說錢。
如果沒有親自體驗過送外賣，我很難有這樣的感受：高洋上的互聯網，真的就是建立在這樣的肩扛手提上。而我送的這15個訂單，也讓我看到了不同人的生活。有加班的白領，上學的學生，醫院里不同科室的護士，他們像我一樣，都在忙著打拼，甚至顧不上看我一眼。我剛剛給一個別墅區的女業主送了一份奶茶，出來的時候，保安檢查了我的腰包。下一單，我又給住在棚戶區的一個中年人送了一份炸豬排。他可能上的是夜班，剛剛醒，下午才吃飯。接著，我還給一個自己在家的老人送了一份晚飯，真想問一句這份飯是不是他自己用手機。
互聯網的這一頭，是年輕的外賣騎手，他們的數量在中國已經達到數十萬人。他們是清一色的年輕人，富有激情、充滿干勁，他們想用最短的時間買車買房。而互聯網那一頭的用戶，是和他們差不多大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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