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稻“出中國”記：“中國糧”供給側改革進行時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語境下，“中國稻”需要換副面孔應對世界市場。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中國企業需要思考如何推廣占有技術優勢的雜交水稻技術，引領水稻產業的國際競爭。

　　4月12日，88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長沙的家中拔掉手上的吊針后，如約出現在三亞會場。是日召開的中國(三亞)國際水稻論壇上，這位身體抱恙的“中國雜交水稻之父”，依然堅持上臺演講。

　　這次論壇，匯聚了由袁隆平領銜的十大“兩院”院士，以及來自國內外的水稻研究者，共同探討的話題是“中國水稻”與“世界”。身為論壇的發起人，袁隆平對“世界”這一關鍵詞的設定富有深意：在貫穿中國幾代人的時間里，中國水稻的繁榮歷程，一直有著“世界”的痕跡：1970年，水稻雄性不育株“野敗”在三亞被發現，袁隆平展開雜交水稻技術的研究攻關，為的是“養活”中國人，不拖世界后腿；近五年來，“世界”又成了另一種壓力的存在——進口量激增的國外大米對國內大米的市場擠壓，直接反映了水稻乃至農業的結構性矛盾。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大米是中國人的第一口糧，全國有超過4.5億畝稻田，年產稻谷超過2億噸。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語境下，“中國稻”需要換副面孔應對世界市場。在國內，民眾實現溫飽追求品質，如何種出安全、優質、受市場歡迎的大米成為中國農業的新課題；在國外，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中國企業需要思考如何推廣占有技術優勢的雜交水稻技術，引領水稻產業的國際競爭。

　　“出中國”的雜交稻，能創造出什么樣的世界？

　　高產與優質之辯

　　在政策托底和農業技術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稻谷已經實現連續十三年增產，2016年連續六年超過2億噸，僅2016-2017年出現細微下滑，但仍是歷史上第二高產量。

　　但吊詭的是，連年豐產的稻谷相當一部分被收進國家糧倉，而有一部分的市場需求卻交由漂洋過海而來的進口大米承接。

　　為保護國內糧食安全，中國并未完全開放糧食市場，實行進口關稅配額制。2017年，全國進口大米的配額為532萬噸，國營貿易比例50%。但就是這500多萬噸配額，卻也能大幅度“成就”國際市場。統計數據顯示，從2011年起，中國大米進口量首度超過出口量，此后“洋大米”進口量一路狂飆突進，由2011年的56.9萬噸飆升至2016年353萬噸，6年間增長6.2倍。伴隨進口大米激增的，是國產稻谷庫存居高不下。據卓創咨詢初步統計，2017年新糧上市期，我國稻谷總庫存將達到1.22億噸。

　　實際上，不只是水稻，產量、庫存量和進口量齊增也是國內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通病”。

　　中米集團董事長盧新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方面，國內一般品種稻谷出現過剩，但最低收購價的托市政策，卻使得國內稻谷價格虛高；另一方面，則是進口的大米相對國內便宜，而且質量相對穩定。

　　海關數據顯示，即使加上配額1%的關稅和長距離的海運費，進口大米依然比國內便宜，差價每噸達到800多元。與此同時，日本的越光米、泰國香米等國際知名大米，也被國內消費者視為“優質稻米”的象征。中國游客在日本購買越光米，一度趕上“去日本買馬桶蓋”的故事。

　　從改革的視角看，當前中國稻谷的主要問題出在供給側的質量上，而這也恰恰是“洋大米”的競爭力。

　　隆平高科副總裁青志新分析，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稻米品質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但目前的狀況卻是，一般品種供給過剩，優質品種、特色品種供給不足。

　　2016年開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擴及農業領域。決策層的基本判斷是，在經濟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而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則是矛盾的主要表現。

　　2017年年初，稻米領域的供給側改革措施落地。政府在執行托底政策13年后，首次調低各類稻谷的最低收購價，其主要目的是刺激優質品種的種植。市場層面，隆平高科等重點企業已在主動清退需肥量高、抗性一般、米質一般的品種，實施品種退出計劃。

　　不過，在總量猛增背景下強調數量，并不意味著“增產路線”不再重要或不合時宜。袁隆平認為，當前不能以犧牲產量追求質量。

　　盧新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國當前的糧食庫存消費比高于國際公認的17%糧食安全線水平。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糧食庫存消費比高并不意味著不能消化，而只能算是基本平衡。目前的主要問題還是中高端的稻谷庫存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等國家有成慣例的休耕、輪耕制度，而中國則是世界上復合耕作率較高的國家。耕地長期得不到“休息”以恢復地力，加上環保要求提升、耕地撂荒等問題，中國保住糧食生產總量，并不輕松。袁隆平認為，只有增加畝產的增量，才能對沖這些風險因素，以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

　　袁隆平的另一論斷是，在農業技術超速發展的背景下，增加產量和提升質量，并不是對抗性的矛盾。

　　“我們已經培育出的雜交水稻新品種大米‘超優千號’，品質可以與市場上80元/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專門取樣檢測后稱贊‘超優千號’有彈性有嚼頭，口感很好。”他早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

　　優質如何優價？

　　放眼全國，能與國際名米媲美的，并非只有袁隆平培育出的“超優千號”。擁有地理品牌的黑龍江五常米、云南的哈尼梯田紅米，都是能參與國際競爭的大米品牌；而市場上常見的絲苗米、珍珠米，也具備中端市場的競爭力。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中國能否出更多的“五常米”、“哈尼梯田紅米”？

　　黑龍江省延壽縣縣長丁宇航的愿景，就是讓“延壽米”成為新的“五常米”。該縣生產的“延壽米”，有著與五常米類似的口感和質量，但讓人困惑的是，延壽米最高只能賣到20元/斤，而五常米最高卻可以達到200元/斤。但由于五常米產量有限，不少延壽米被收購后被貼上“五常米”的牌子，卻能賣出更高的價格。

　　丁宇航認為，中國的稻田并不缺少良種的“好大米”，只是大米消費沒有形成清晰的低中高層次區分，使得像“延壽米”一樣的好大米埋沒在海量的一般大米中。由于口感好、產量規模不大，延壽米并不愁賣，但問題在于價格與質量不匹配。

　　這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解答的又一個難題，為什么優質的農產品，卻無法實現優價？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周少川表示，中國在水稻的育種研發上處于全球的優勢地位，中國的水稻品種并不比外國差。但是，由于優質品種多數沒有打開市場，價格和常規品種相差不大，經營主體傾向于挑選高產品種，而不考慮品質的米質。這也造成了許多優良品種推廣不開，科學家的成果無法大規模產業化。

　　“我覺得問題在于我們還沒找到目標消費群體，高端米應該賣給消費彈性大的消費者，那些既可以花4塊錢買一斤米，又舍得花100塊錢買一斤米的人。”丁宇航說。

　　盧新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傳統的稻谷大宗收購流動渠道并不通暢，議價權占據在收購商手中。而五常米等知名品牌的一大成功經驗，則是較早有一批企業自建流通渠道對接起了中高端消費群。

　　在人人都喊“互聯網+”的時代，電子商務則成為尋找目標消費群的有效渠道。例如，延壽縣部分農民，已嘗試通過農村電商，銷售一斤裝、五斤裝等規格的小包裝大米，實現了較高的售價。

　　“必須要充分考慮市場需求。比如80后、90后的消費特征，是要時尚、娛樂、好玩，現在包裝時尚、有美容概念的大米，市場上有嗎？并沒有！”盧新憲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丁宇航曾經代表縣政府找過深圳華僑城談過合作，正當合作協議臨近簽訂時，他卻退縮了，因為他發現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延壽米不同批次的質量無法保障，也就是說延壽米的質量無法標準化。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洪程表示，從長江中小游產區的實踐看，單家獨戶的種植效應不大，但兩三百畝種植的規模化專業戶卻能取得不錯的效益。其原因在于連片耕作土地，適宜統一推廣良種，能通過機械化作業和標準化田間管理，使得質量保持穩定。因而，要收獲優質稻米，就必須要實行良種+良技的路線。

　　這也就是說，在面向市場需求的同時，中國的水稻種植者還需要踏實回到稻田經營本身。

　　“一帶一路”機遇

　　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和南方農村報社主辦和承辦的中國(三亞)國際水稻論壇上，多位院士的共識是，在努力實現高產、優質的同時，中國的水稻產業還有一件大事要做——推動中國的超級稻走向“一帶一路”國家，這也被視為解決中國稻谷結構性矛盾的必要路徑。

　　事實上，這也是國家高層的既定政策。2016年3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訪時向湄公河五國領導人贈送了中國的大米，表示鼓勵雜交水稻走進湄公河國家。

　　從全球地圖上看，外國種植雜交水稻面積達600萬公頃，其中種植面積最大的印度有200多萬公頃。主產水稻的東南亞、南亞以及中亞，恰好又是“一帶一路”倡議所覆蓋的國家。

　　隆平高科副總裁、雜交水稻國際研發首席專家謝放鳴援引2014年的統計數據說，海外多數國家均有栽種雜交稻，但種植比例(雜交稻種植面積占全部水稻種植面積的比例)并不高，全球平均栽種率為6.7%，較高的緬甸和巴基斯坦分別為19.6%和19.2%，均不足20%。而中國的雜交水稻種植比例卻高達42.5%。這說明，世界領先的中國雜交稻技術，在全球市場的增長潛力巨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表示，以雜交稻為代表的中國育種技術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具備富余技術和產能輸出的條件，“一帶一路”倡議相當于為中國種業和中國農業打開增量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幫助東南亞、南亞等國家發展水稻技術，也有助于擴大糧食進口的渠道，利用國際市場保障糧食安全。

　　與目前進口大米擠壓效應不同的是，進口渠道的進一步擴大，有助于推動國內耕地休耕、輪耕制度的實現，促使土地肥力修復。另一方面，優質大米進口渠道的擴大，更容易倒逼國產稻米實現轉型升級。

　　從事農業經濟研究的南京審計大學教授徐振宇分析，過往我們強調絕對的國家糧食安全，只強調國內市場的絕對自給。但是，近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出現“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表述，表明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已經出現調整。

　　“中國的糧食安全需要建立在世界的糧食安全基礎上。進口渠道足夠多，東家進口不了進西家，不必擔心世界市場和國際局勢的波動。”陳溫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目前，中國企業走向“一帶一路”國家的模式主要是“研發+援助”。就在中國(三亞)國際水稻論壇召開當天，隆平高科與三亞市政府簽下一筆5000萬的合作協議，宣布在三亞設立面向“一帶一路”的海外研發中心。這是隆平高科設立的第三個海外研發中心，前兩個分別在菲律賓和巴基斯坦。因為三亞的氣候與南亞、東南亞國家相差不大，隆平高科的研究人員將針對具體國家的自然環境和消費特點，研發特定的品種，再向該國出口。與此同時，隆平高科多年來還堅持對非洲等國的官員和技術人員進行援助培訓，傳授雜交稻技術。

　　謝放鳴說，中國雜交水稻品牌逐漸走入人心，印尼的農民把中國的雜交稻親切地稱為“隆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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