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生”的“人情味兒”（文化只眼）

　　近日，傅高義教授遽歸道山，讓人愴然。

　　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高度贊賞他為促進中美溝通所作的貢獻。在知識界，各路媒體和私人朋友圈，大家紛紛書寫感言，致以深深悼念。一位美國教授的離世，引發了中國官方與民間的同頻情感共振。

　　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第二代掌門人，傅高義因其內行叫好、外行叫座的“中國研究”，被尊為“中國先生”。無論時代如何動蕩，社會思潮如何翻轉，他一直以平和心態和理性視角，看待中國的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透露出強烈的人文關懷。生前采訪中，他多次提到，要做一個有“人情味兒”的學者，并以此為人生目標和研究志向，貫穿一生。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個國家的人和社會，反映的是國民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如果對研究對象有隔膜與不理解，那么研究必然沒有“人情味兒”。國學大師錢穆曾說，國民對國史要有“溫情與敬意”。沒有溫情，研究沒有溫度；沒有敬意，研究淺薄狂妄。傅高義的中國研究也適用此理。

　　在海外研究中國，能看到一般中國學者習焉不察的地方，傅高義也是如此。但發現現象以后得出怎樣的結論，卻考驗研究者境界的高低。因為意識形態壁壘，美國很多研究者對中國偏見深、態度硬，根本原因就是對中國的資源稟賦、基礎條件缺乏溫情與敬意。傅高義常說，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容易。建立在超大規模之上的發展難題，一個國外的學者能夠體會如斯，實屬難得。

　　這種“人情味兒”從哪里來？傅高義的答案是從囊括八方的視野、細致縝密的調查中來。在學科專業化、專門化日益嚴重的當下，人文社科研究越來越像一場軍備競賽，學者們光憑坐在書齋里搜腸刮肚和玄思冥想來應付，缺乏實踐導向和現實邏輯。傅高義憑借“絕知此事要躬行”的勁頭，把研究從抽象的空中樓閣中解放出來。他研究改革開放后的廣東，親身走訪全省超過七成的縣區，采訪30多位縣級以上官員。這一段段“帶露珠、沾泥土、冒熱氣”的田野調查，像一粒粒碎片拼成的圖畫，定格出改革開放大潮下廣東順勢轉型的身影。

　　光有研究還不夠，傅高義的學術觸角經常延伸到校園以外，成為促進中美民間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幟。1969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傅高義寫信給他，建議與中國接觸；基辛格在哈佛教書，傅高義勸他溝通中美建立外交關系；他本人更是中美友好協會的積極參與者，以此為圓心，拓展與中方很多高級別人士的關系，實現了從書齋到外交實踐的“縱身一躍”。當然，傅高義“拉關系”并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他根本上還是一位學者，這些實踐活動像一股源頭活水，也時刻反哺他對中國的研究與思考。

　　還有學術層面以外的“人格魅力”。有文章回憶：傅高義的工作室就是家中的地下室，昏暗狹小；他對物質很少要求，一本書便有上百萬美元版稅，可他全部捐給母校。可見，傅高義一生追求在事業中，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

　　中國之優勢，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發展成就，惠及全人類。實際上，中西原本相親相通，并不對立。與世界和平相處、共同發展，一直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的基因。百川派別，歸海而會。今日之世界是一片汪洋大海，任何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都將匯入大海的懷抱。傅高義的離去，激起一層微微漣漪。每個生命都將隕落，包括那些引領過時代的人。他們老去、停駐、消亡，但人類的前進不會停步，我們期待更多“傅高義”，穿行在時代的光波里，記錄下前進歷程中的“溫情與敬意”。

　　轉自：金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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