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書齋”在廣闊的田野上

　　近年來，學術界、教育界頻頻爆出抄襲、剽竊、偽造以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等諸多學術不端行為，在社會上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這與“實踐”的缺位不無關系。在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在目前的學術環境下，抵制學術腐敗、建立求真務實的學術之風對于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極為必要和重要。

　　加強田野調查工作，是倡導求真務實的必由之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苑利從學生時代起，就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田野上。近年來，他每年把近乎一半的時間用于田野調查，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他也沒有中斷，先后走訪了海南、云南、湖北、甘肅、廣東等十幾個省。讓我們以苑利親歷的多項非遺項目田野調查工作為例，探尋非遺“田野調查”的力量和魅力。

　　簡單來說，中華文明由兩部分組成。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稱之為“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即記錄在《四庫全書》里的經史子集，它細致地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思想；與之平行的另一種文化，我們稱之為“草根文化”。由于這部分文化是由藝人、匠人、戲人、說書人、民間歌手甚至巫師演繹傳承，所以被稱之為“民間文化”。民間文化飽含著大眾的智慧、審美和精神，所以，它更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根性和底色。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典型的草根文化。要想了解中華文明，對草根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要想研究它，就必須往下走，這也是我把自己的書齋置于田野之上的原因。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苑利

　　搞非遺就必須往下走

　　20世紀90年代，為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華北地區龍王信仰研究》，苑利背著二三十斤重的行囊，頂著似火的驕陽，行走在鄉間的土路上，一走就是三四十年。“非遺就在田野上，不下去就看不到，研究就無從談起。”苑利說，“做田野調查不能蜻蜓點水，照幾張照片、做幾個采訪，這樣沒有任何意義。田野調查必須一竿子插到底。”為了做好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區總體規劃，苑利和其團隊5次深扎廣東梅州，不但為當地做出詳細的保護規劃，還為中國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探索出一套寫作模式。

　　▲ 苑利老師在云南紅河縣哈尼村寨調研  邱明瑜 攝

　　為寫《云上梯田》，他與學生深入云南紅河大山深處，住在哈尼族老鄉堆放南瓜、土豆的小倉房里，老鄉下田他們也下田，老鄉割稻他們也割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了當地人的一個又一個智慧。苑利說，真正的田野調查是十分辛苦的，他住過最便宜的旅館是兩塊半一晚；真正的田野調查也是十分危險的，他去黑衣壯地區采風回來的路上，有兩輛與他們前后出發的面包車滾落山崖。在南疆，他與團隊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一住就是好幾天，空氣稀薄到屏住呼吸拍完照后，幾乎就地暈倒。

　　▲ 云南省南澗縣彝族舞蹈  苑利 攝

　　苑利說：“搞遺產的人遇到遺產的第一件事就是辯偽。”常年的田野調查，讓苑利練就一雙“鷹眼”，一個非遺項目，無論是儀式還是廟會，無論是民間傳說還是傳統舞蹈，只要他看上一眼，就知道這個項目的“真偽”。

　　于田野之上，發掘非遺的價值和規律

　　數十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讓苑利汲取了太多的養分。于田野之上，他有意無意間發掘出好多全新的非遺項目，通過田野調查，他探尋到一個又一個非遺傳承規律。從苑利經手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到田野調查的魅力。

　　案例：“田野是個寶。”　　

　　多年前，苑利應地方之邀，前往湖南永興板梁古村做田野調查。一到村口，只見一位老者正領著一對童男童女，身著漢服，手持紙傘，等在橋頭。在老者的引導下，苑利一行來到一座祠堂。此時鼓樂響起，賓客被一一迎了進去。賓主落座，宴席開始，苑利注意到每上一道菜之前都會有鼓樂響起，菜品也先由坐在主位的苑利品嘗過后才會移到下一位賓客面前。開始苑利以為這只是當地組織的“旅游項目”，詢問后得知，這道盛宴在當地俗稱“周禮古宴”。回到北京后苑利立刻查閱資料，才發現這個待客傳統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

　　“周禮古宴”并不是孤例。在海南，苑利一行在古老的黎族村落做田野調查時，無意中發現一位黎族婦女正在自己的門前低頭做著女紅，走近一看，才發現這居然是在中國大陸已經消失了2000年之久的“絣染”。同行的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民俗學家徐藝乙告訴大家，漢代之前，中原漢族地區是有絣染的，但隨著印染技術的發明，絣染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此次他們在海南島黎族村落里發現的正是這一古老技藝的遺存。

　　在田野調查中，苑利還在山東發現了別具一格的“割繡”，在北京發現了十三道清代宮廷菜的制作技藝……

　　“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是發現非遺新項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苑利說，“田野是個寶，只要深入田野，你一定能發現你想要的東西。”

　　案例：“保護不用力，是因為不懂價值。”

　　對于秸稈扎刻這個小手藝，苑利一直認為是給小孩子扎刻小房子的手藝，算不得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次云南紅河迆薩之旅，讓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初到迤薩古鎮，他發現這座坐落在深山里的小鎮竟然保存有100多座各種各樣的小洋樓，且風格與他在越南看到的法國小洋樓一模一樣。苑利知道歷史上這里的男人常到越南、泰國一帶趕馬幫，他猜想這一定是請了法國人或是越南人建造的。但當地人告訴他，這些小洋樓是云南通海人親手建造的。通海工匠有個本事——只要你能告訴他小洋樓的樣子，他們就會用秸稈做出模型，并按照模型把小洋樓建造出來。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工匠在建造房屋時，先要為主家用秸稈打“樣”，主家認可后，才會按“樣”建造房屋。他們打的“樣”不是西方的二維圖紙，而是三維立體建筑模型，這比西方二維圖紙更直觀、更科學、更好用。

　　▲ 云南香格里拉藏族人民正在跳著她們喜歡的鍋莊舞 苑利 攝

　　“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經常會發現一些地方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并不上心，原因是大家不了解這些非遺項目的真正價值。我認為學術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通過深入的田野調研，發掘其背后的價值，從而增強民間社會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性。”苑利說。

　　案例：“找到規律就能事半功倍。”

　　在西南侗族地區，青年男女是不能在本村找對象的，因為本村都是同族。按著同姓不婚規矩，當地人只能到別的村找朋友，當地人把這種談戀愛方式叫“行歌坐月”。談戀愛需要場所，在自己家不自在，荒郊野外無人監管父母不放心。時間久了，人們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地方——到本村的寡婦家“行歌坐月”。不過自從建了非遺傳習所，當地干部要求“行歌坐月”必須到傳習所，而且要簽名報到，但這樣一來就暴露了隱私。苑利認為，非遺保護最重要的就是按規律、按傳統辦事，非遺傳承最好的狀態就是原生態，政府干預、哪怕是好心的干預，都會對非遺傳承產生影響。譬如說，以前政府沒干預時，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手個個都是“金嗓子”，可政府給他們買了麥克以后，再培養出的年輕歌手個個都變成了“啞巴嗓”；侗族大歌有侗族大歌的唱法，可請來專家一提高，立馬變成了美聲唱法；再如回族花兒是“男女不同唱”的、彝族古歌不是農閑是不能唱的，如果一定要讓他們違反規律去創新，其結果可想而知。

　　▲ 云南石屏彝族煙盒舞 苑利 攝

　　“想要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首先就應該弄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規律。通過田野調查，我們不僅要找到非遺項目自身的傳承規律，還要從人與人、非遺與非遺、人與非遺以及非遺與其周邊環境的關系中找到更多的規律。只有找到規律、捋清關系，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中遇到的問題才會迎刃而解，也只有遵循規律，非物質文化遺產才不會因為過度干預而變色走味。”苑利說。他認為，只要按規律辦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永葆青春，這個規律就是傳統。

　　田野調查之后，學者的立場和作為

　　“學者就是大夫，他們的任務就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為政府的工作提供學理支撐。”苑利說。如果說田野調查是發現問題的開始，那么在調查結束后，作為一名學者，就應該在既有材料的基礎上分析問題并拿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這時，選擇什么立場、秉持什么態度顯得至關重要。

　　▲ 新疆麥蓋提縣維吾爾族老鄉見到北京的客人高興地唱起十二木卡姆  苑利 攝

　　保持學者的獨立性

　　做一名獨立學者是苑利一直堅守的態度。三四十年來，他一直要求自己深入調查，用事實說話。

　　“這些年，我一直強調‘民間事民間辦’。道理很簡單，非遺的傳承主體是民間，只有讓民間發揮自己的作用，才能確保非遺的真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一定要把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分開，并做到各司其職。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他們的任務有二：一是把祖先的知識與技藝原汁原味地繼承下來，二是把自己的知識與技藝原汁原味地傳承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本職工作不是創新，而是把祖先留下的老樣子、老段子、老劇目繼承下來。作為保護主體的政府、學界和商界，他們的任務是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駕護航，并為傳承人做好服務。”苑利說。在他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一筆寶貴的民族財富，人們不但要禮敬傳統，也要禮敬傳承人。

　　作為非遺領域的重要學者，苑利經常受到各級政府的邀請進行非遺保護的咨詢。“做咨政我有自己的原則，一不說官話、二不說套話、三不說空話。學者就應該像偵察兵一樣在前面探索，這樣才能避免管理者踩雷。”苑利說。

　　長期以來，傳統廟會一直因燒香拜佛而被貼上封建迷信等標簽，但苑利卻從廟會所拜神靈——講誠信的關公、講民主和法制的包公以及一心愛國的岳飛中，發現了廟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間的聯系，并提出了通過傳統廟會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張；前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推廣“京劇進校園”，但苑利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關鍵，是保護好各地的文化獨特性，進而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將京劇在全國推廣，并不利于地域文化獨特性的保護，也不利于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對于舉辦各種培訓班，苑利并不反對，但他一再強調無論做什么，都必須堅守原則，保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苑利說：“如果我們要求傳承人一定要用西方的‘一點透視’取代中國的‘散點透視’，那么，中國的《虢國夫人游春圖》《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清明上河圖》就沒有了；如果一定要按著西方人體比例創作泥塑，天津、無錫的大頭娃娃就沒有了。這樣一路改下來，中國的傳統和中國的基因還有嗎？”

　　此外，苑利還提出對傳承人進行“精細化管理”主張，他認為應該按照個體傳承、團體傳承、群體傳承3種不同傳承模式來管理傳承補助金的發放。這些觀點的提出，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參考。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很特別，它是一個政府行為，作為學者應該源源不斷地為政府提供科學的意見和建議，讓政府工作越做越好，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義務。”苑利說。

　　讓田野調查成果最大化

　　對于田野調查的結果，苑利十分看重多方共享。他不僅會把自己的照片、錄音、錄像等調查成果分別呈送給當地政府和調查對象，還會建議他的同仁也這樣去做。“成果的多方共享不但能讓當地政府和傳承人掌握更多的專業級資料，也能為地方的非遺保護和傳承提供智力支撐。”苑利說。

　　▲ 湘西土家族湘西號子  苑利 攝

　　除了與當地共享成果，苑利和其團隊還將成果通俗化，并用它反哺民間。這些年來，苑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領域寫了不少專著，這些專著的共同點就是通俗易懂。2013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干部必讀》出版后，溫州大學教授黃濤撰文稱，這部書稿的最大特點是“說得透”“看得懂”“用得上”。這樣的專著很容易成為地方政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性用書。采訪中苑利還告訴記者，目前，他正在組織一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北斗叢書”，這套叢書是指導性用書，涉及多個領域，包括《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指導手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管理工作指導手冊》《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作指導手冊》《中國文化生態保護區保護工作指導手冊》等。“這套叢書體量都不大，我們的目的是想把它做成‘口袋書’，讓傳承人或非遺保護工作者人手一冊，遇到問題時，只要拿出來一翻便知道怎樣做。通過知識反哺，讓傳承人、非遺保護工作者受益。”苑利說。

　　為了讓田野調查的成果最大化，苑利還非常重視培養地方人才，讓他們成為永不回城的“專家”。“田野作業是相當漫長的過程，作為外來者，我們很難在一個地方蹲守一生，為了確保這項工作的可持續性，一定要在地方上發現和培養更多的人才，尤其是年輕人才。這樣一來，即使我們離開，那里的田野調查也不會斷檔。”苑利說。

　　此外，苑利認為，要想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只培養非遺保護工作者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站得更高，為國家培養后繼人才。從2014年起，苑利開始舉辦全國高校非遺教師培訓班，截至目前，他已經舉辦了4期培訓班，共培訓學員近千名。每次培訓結束后，他都會把上課用的課件和全程錄像分享給學員，極大地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這門課程在全國范圍內的普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國已有上百所高校開設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記者手記—

　　“田野調查”被公認為是人類學學科的基本方法論，目前被廣泛應用在包括民俗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等在內的眾多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加強田野調查工作，是倡導求真務實的必由之路。作為相關學科學術工作的前置步驟，田野調查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點和基礎，是不應該被忽視或被跨過的一步。

　　腳下有泥土，心中才能有力量，學術理論也才會有分量。非遺領域的田野調查強調“實地”，其工作現場不在實驗室里，更不在書齋之中，而是在偏遠的山村中、老鄉的篝火旁、忙碌的田埂上；田野調查重視“深扎”，“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式的調查不可能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更無從談起。

　　以田野調查成果為根基，苑利的學術理論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提供了觀點見地，他的課題著眼于為諸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探索出全新路徑，他的著作成為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一線工作者的工作手冊。（宋佳烜）

　　2021年2月3日《中國文化報》第2版刊發特別報道

　　《苑利：“我的非遺研究來自田野”》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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