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步入合唱階段：深耕東盟投資機遇

　　自2013年初被提及、2014年成為國家三大戰略之一，“一帶一路”今年走進第六個年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在即，“一帶一路”攜著五年的經驗與成果，正開啟新的征程。

　　近日，在由新加坡大華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聯合舉辦的“領航絲路聯動東盟”論壇上，多位業內人士和專家聚焦“一帶一路”新動態，圍繞東盟新的投資機遇和方向展開討論。

　　“合唱”階段，投資更加雙向

　　《“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報告(2019)》(下稱《報告》)顯示，過去五年，中國已經和80個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有87個國家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達600億美元。

　　如今，在世界局勢多變、全球化面臨新挑戰的背景下，“一帶一路”開啟了新的合作模式。在2019年博鰲亞洲論壇中，中意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為“一帶一路”的新征程開了一個好頭。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學術院長傅軍就在論壇上稱，開展五年多來，“一帶一路”，從國際角度分析，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主要在于“一帶一路”由單唱、獨奏走向了“合唱”。

　　傅軍進一步稱，“一帶一路”變得更加雙向，在經歷全球布局、產業布局之后，“一帶一路”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企業布局。而在企業布局方面，中國將“走出去”和“引進來”并重，合作共贏。如去年召開的上海進口博覽會，就是將外國企業請進來的良好渠道。

　　此外，傅軍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還提及，“兩會”剛剛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就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做出明確規定，為外國投資者加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保護，邁出了與國際規則接軌的重要步伐。

　　而在“走出去”方面，過去五年，中國企業收獲了豐碩成果。《報告》顯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合作水平逐漸提高，從貿易額和貿易占比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呈持續上升趨勢。

　　數據顯示，中國境內投資者在2012年到2017年間共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直接投資807.3億美元。其中，2017年全年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7個國家大約3000家境外企業直接投資了201.7億美元，同比增長31.5%，占中國同期對外直接投資量的12.7%。

　　而從投資的流向來看，《報告》顯示，“一帶一路”投資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投資模式以跨境并購為主，近年來，跨境并購正在逐漸取代綠地投資成為“一帶一路”投資合作的主要方式。

　　不過，在“合唱”開啟的同時，全球貿易不確定性的增加也給中國企業帶來更多挑戰。大華銀行集團機構銀行服務部董事總經理許洲德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目前全球大環境發生變化，一是數據和數碼的變化，二是國際形勢的改變，三是貿易摩擦的出現等，都給全球貿易環境帶來了不確定性。

　　在不確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之下，“一帶一路”已從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階段轉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全面推進階段，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又有哪些投資機遇和不確定因素？

　　投資東盟新階段，全方位、更多元

　　作為起始點，東盟國家是“一帶一路”合作的深耕區，已取得不少早期收獲，如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開建，激活泛亞鐵路網等。目前，關于“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正不斷推進，隨著東盟國家的發展，中國和東盟的合作有望更加緊密。

　　大華銀行環球經濟與市場研究部研究主管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系一直很好，過去簽訂了自貿區協定，又在去年完成了自貿區協定的升級，說明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及投資流動量十分巨大。

　　2018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5周年，15年來，雙方關系從快速發展的成長期邁入提質升級的成熟期，進入了全方位發展的新階段。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貿易數據，2018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5878.7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則連續8年成為繼歐盟和美國之后的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未來，東盟的增長前景仍然廣闊。傅軍稱，在東盟地區，盡管柬埔寨、老撾等國家農業占經濟比重較大，但像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已經慢慢進入工業化生產時代。“加上兩端的‘10+3’，即東盟和中日韓，以及東盟和美國的‘10+1’，工業化正處在爬坡過程中的東盟地區有著很大的增長點，經濟前景看好。”傅軍說道。

　　此外，傅軍還從城市化的角度分析了東盟的增長點。在他看來，東盟目前的城市化率大概為50%，也就是約有3億人生活在城市；而到了2030年，這部分人群應該會再增加2億人，屆時城市化率將達到65%。這也是決定其增長前景廣闊的重要因素。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長彭琨列舉了幾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發展的項目，如中鐵集團在新加坡承接地鐵項目、廈門大學在馬來西亞設立第一家海外分校、民營企業在印尼設立了產業區，擁有整條供應鏈產業鏈等。他稱，從上述幾個案例可以看到，東盟國家輻射近7億人口，行業、產業層次深厚，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均有涉及，給中資企業在東盟國家的投資創造了很多機遇，如食品類產業中的小吃和零食等。

　　金杜律師事務所金融部負責人周昕則提到了東盟的資源和產業優勢，他說道，“投資人在這方面會有一些多元的選擇，另外，近兩年也有一些新的投資方向的變化和發展，特別是國內投資人把在中國的優勢跟當地資源相結合。”他也透露，“從很多風險管理方式的角度來看，防范風險的手段反過來也是一種機遇。”

　　另外，周昕還提及清潔能源領域。他稱，有國內企業到東南亞發展光能發電，因為東南亞的日照和氣候條件能滿足發展需求，所以從產業的角度來看，在這方面有一些新的機遇。

　　風險與機會并存

　　圍繞“一帶一路”戰略，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前景已不言而喻。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得到越來越多東盟國家的響應，中國企業在迎來投資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經濟因素等在內的多重風險。

　　政治因素一直被視為投資東南亞風險因素中的重要一環，多元復雜的政治結構以及風波不斷的政治局勢，給投資者帶來了不確定性。但近年來，這種負面影響正在縮小。全德健表示，最近幾年東南亞政治上的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并不像以前那么大。

　　他稱，近段時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大選對民生影響削弱，進而對企業的影響也在減小。“每一個政府都知道，如果政治對民生產生負面影響，那么它也會影響到自己政府的地位。”對于政治風險，全德健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建議，投資者可通過不同的手段和形式進行預防和控制，如通過法律條文保護自己的利益等，但若是因為政治風險太高就卻步不前，這樣就會錯過很多機會。

　　法律因素方面，周昕認為，中國企業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一些失敗案例均與法律風險相關，一些企業在投資初期并未注重法律風險。

　　他舉例稱，“曾經在東南亞某國，有一個礦場項目，從礦場到港口，都由中方企業投資修路。但是企業沒有注意到這條路中間會經過一種螃蟹的保護區，當地政府不批準這條路通過保護區。”周昕稱，法律風險可能是一艘船的底板，一旦出現問題往往是顛覆性的。

　　經濟風險方面，投資東盟國家面臨的經濟風險主要有通貨膨脹風險、外匯風險、債務風險等，例如，通貨膨脹問題對國家經濟以及國際投資會造成負面影響；匯率波動則影響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等。

　　大華銀行(中國)環球金融部主管楊瑞琪在論壇上提到了外匯風險，他稱，盡管近年來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的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抵御外匯風險的能力比以前強，但過去幾年，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仍出現貶值，原因是美元處于加息通道中。

　　除了政治、經濟、法律法規外，彭琨補充了關于勞工政策的風險。他表示，中國企業在東盟和國外進行投資時，聘請當地的員工數往往超過外派同事，而由于各國對于勞工的政策、法規要求不同，導致企業在雇傭、解雇、獎懲等方面也遭遇了各種麻煩，“這些麻煩可能比政治、法律等因素更難處理。”他稱，企業需要做好功課并有預案。

　　轉自：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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