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召開的《以藥物創新應對癌癥的挑戰》（以下簡稱《報告》）發布會現場，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沈琳指出，目前針對胃癌、食道癌等我國特發高發癌癥，臨床有效治療藥物寥寥無幾，缺藥困局亟待破解。
高發癌癥亟待控制
“有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癌癥新發病例429萬例，死亡病例有281萬例，我認為這個數字略微保守。”沈琳表示。
據中華醫學會發布的《中國腫瘤防治進展》，中國癌癥發病人數占全球癌癥發病人數的22%，癌癥死亡人數占全球癌癥死亡人數的27%；我國每天約10000人被確診患癌，7500名癌癥患者死亡。我國癌癥患者年齡標化5年凈生存率變化數據顯示，相比2000年~2004年，我國多種癌癥的患者生存率在2010年~2014年有所提升，胃癌患者生存率從30.2%上升到35.9%，食道癌患者生存率從22.9%上升到29.7%。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這種進步略顯緩慢。《報告》顯示，中國所有癌癥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2015年預估為36.9%，而美國2012年的數據就為70%。
我國癌癥患者生存率提升相對緩慢，是因為我國癌譜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區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前列腺癌和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顯著高于我國，而我國的上消化道系統癌癥，如胃癌、肝癌、食道癌發病率遠遠高于美國。“食道癌、胃癌、肝癌是公認的世界難題，而我國肝癌患者多是乙肝病毒感染引發，其生存率低于西方多發的、由丙肝或酒精性肝硬化導致的肝癌。”沈琳指出。
癌癥防治給患者家庭帶來沉重負擔。“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結直腸癌和食道癌在中國城市地區的人均就診負擔最重，大約為每年1萬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負擔次之，大約為每年9900美元左右；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診支出相近，約為每年8500美元左右。”沈琳介紹。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17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974元，換算成美元約為4200美元。
藥物研發遇新瓶頸
研創癌癥治療新藥愈發艱難。《全球抗腫瘤藥物研發報告》顯示，2006年，平均10個在研抗腫瘤藥物中有1個可進入市場，而到2015年，平均55個研發藥物中才有1個上市。
“抗腫瘤藥物的研發應該說是碰到瓶頸了。”諾華腫瘤（中國）腫瘤醫學部副總裁趙燕坦陳，抗腫瘤藥物的研發在不同領域均受到阻礙。從化療藥物發展到靶向藥物后，癌癥治療的思路被拓寬，但靶向藥物治療對提升患者的生存期作用有限，并且一旦患者發生耐藥，癌癥細胞的繁殖通路將再度開啟。而癌癥免疫治療的有效率并不理想，為20%~40%不等，同時免疫治療在實體腫瘤的治療上難以突破，因此業界正嘗試采用“化療+靶向”“靶向+免疫”等方式，對腫瘤進行聯合治療。
而在羅氏制藥中國醫學部副總裁張方直看來，目前新藥研發上的瓶頸與研究界對疾病的理解有關。過去10~20年，人類對腫瘤疾病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理解突飛猛進，藥物研發成功率令人驚喜。但當人們對一個疾病的理解到達一定程度后，后續的理解及產品開發則很難超越。
沈琳站在醫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健康產業發展迅速，競爭也更為激烈，企業間不僅要比拼研發能力，還要在時間上競爭。因此企業往往同步進行很多研究，研發的精細化程度相對下降，這導致了研發失敗率的上升。”
聚焦中國高發特發癌癥治療藥物的研發，藥物的缺乏進一步凸顯。沈琳介紹，目前胃癌的靶向藥物僅有一種，食道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沒有誕生新的化療藥物或靶向藥物。
此方面研發進展緩慢，除受研發大環境影響外，還因為這些癌癥鮮受他國關注，在藥物研發上，往往只能依靠我國自己的力量，顯得勢單力薄。“大的跨國醫藥公司基本來自歐美，他們更關注歐美高發型疾病的治療。胃癌、肝癌是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的高發疾病，可能不是跨國藥企的研發戰略重點。”趙燕說。
而即便要將其他癌癥的治療手段“移植”到消化系統特發高發腫瘤上進行異病同治，也因為后者獨特的疾病特質和人們對它有限的了解而難以進行。沈琳據此預判，“對消化道腫瘤的治療5年內不太可能出現顯著的進步。”
雙措并舉惠及患者
要改善癌癥患者的治療和生存質量，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創新藥物研發。一項研究表明，癌癥患者83%的生存率延長歸功于包括創新藥在內的新療法。
因此，盡管研發難度“升級”，癌癥藥物依然是全球藥企的研發熱點。美國藥物研發與制造商協會發布的《腫瘤藥物在研報告（2015）》顯示，目前全球有超過800種治療癌癥的藥物在研，其中有29個胃癌治療藥物、35個結直腸癌治療藥物。
我國進行的癌癥治療藥物臨床試驗也有明顯增加。世界衛生組織臨床試驗數據庫數據表明，截至2018年1月，在中國進行的與癌癥相關的臨床試驗研究項目約為33407個，數量已超過英國。另有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國有超過450項與新分子實體藥物相關的腫瘤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
創新研發熱情高漲，但影響藥企研究中國特發高發癌癥用藥信心的因素依然存在。藥企研發決策的基礎是對患者流行病學的清晰認知和對疾病自然病程的充分了解，但由于我國特發高發癌癥數據不清晰、學科劃分未明確，企業缺乏研發基礎。沈琳介紹，從數據層面看，不同機構公布的癌癥數據往往存在差異，數據不統一、數據源不明確給企業決策帶來困惑。并且，癌癥統計數據的分類較模糊，食道癌數據常并入食管胃結合部腫瘤數據，食道癌患者群體規模難以明確。在學科設置層面，對腫瘤學的重視程度有待提高，推進胃癌、食道癌的研究仍存障礙。
令企業頭疼的是，認知不足往往伴隨臨床試驗的失敗。近年來，國內外藥企了解到中國食道癌高發的現狀，都開展了相關研究，但研究成果還未顯現。趙燕和張方直介紹，諾華和羅氏都曾進行過針對胃癌的大型臨床試驗，但因難以達到治療效果而失敗。沈琳對此感同身受：“我本身也是做消化道腫瘤臨床研究的。看到其他方面的癌癥藥物一個個研發成功，我們老是失敗，產品總上不了市，形成惡性循環，大家就更不愿意投入了。”
究其失敗原因，正如張方直所言：“創新性藥物的產生基于對疾病有比較深刻的疾病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認識。但目前科學界對我國高發癌癥的理解還相對有限。”對此，沈琳呼吁制藥企業、醫療行業、政府部門及社會資金，加大相關投入。張方直也期待政府和更多的學術單位投入相關研究，以幫助藥企增進對相關癌癥的認知。
在抓緊新藥研發的同時，提高預防水平、早發現早診療是提升癌癥患者生存質量的必行之策。“通過癌癥綜合干預、篩查和早診早治來減輕疾病負擔，治愈或大幅度延長患者生存期，提升患者生活質量，是現階段中國在癌癥防控領域的首要任務。”沈琳介紹，在消化道癌癥同樣高發的韓國，預防水平的提高對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升發揮了很大作用。1999年以來，韓國推行癌癥篩查計劃，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2000年~2004年的48.6%提高到2010年~2014年的68.9%，結直腸癌的生存率則提升到70%以上。這一經驗值得中國借鑒。（記者 落楠）
轉自：中國醫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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