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疫后中國經濟復蘇的風險與挑戰＂,CMF中國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發布

　　1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1年1月)在京舉行。百度APP財經、新浪財經、網易財經、鳳凰網財經、財經、搜狐財經、每日經濟新聞、WIND、和訊財經、中國網、南都直播等多家媒體平臺同步線上直播，同時在線觀看近170萬人次。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疫后中國經濟復蘇的風險與挑戰”，知名經濟學家王一鳴、毛振華、閆衍、鐘正生、張岸元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裁閆衍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點展開：

　　一、疫后中國經濟快速反彈、逐步修復與復蘇的可持續性;

　　二、疫后中國經濟復蘇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三、政策建議。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均產生了重大沖擊。但是，得益于中國有效的疫情防控以及穩增長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2020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從一季度的大幅下滑中逐步修復和恢復，全年GDP同比增長2.3%，是大疫之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展望2021年，疫后修復依然是中國經濟運行的主旋律。受基數效應的影響，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中樞將顯著高于2020年，甚至高于新常態以來的歷年平均水平，全年呈現“前高后低”走勢。但值得關注的是，宏觀經濟數據同比高位運行與微觀主體的感受分化較大，對2021年宏觀經濟分析，需要高度關注微觀主體運行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及宏觀經濟數據的環比變化。

　　盡管中國經濟持續修復，但經濟運行依然面臨內外多重挑戰。從外部環境來看，新冠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對逆全球化的影響短期內仍然不會消除。一方面，如果新冠病毒出現變異，疫苗的作用較為有限，導致現有全球疫情防控壓力依然巨大，全球需求低迷也將對中國經濟帶來一定拖累，與此同時，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國內疫情防控壓力巨大，同樣制約國內經濟的修復。另一方面，如果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供給的修復快于全球需求的修復，中國出口錯峰增長的優勢將有所弱化。除此之外，大國博弈下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仍需擔憂，“百年未有大變局”下外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持續存在，疫情沖擊下逆全球化思潮、主要發達國家加快制造業回流等趨勢愈加明顯。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修復仍然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首先，國內經濟復蘇并不平衡，存在結構分化，具體體現在供需結構失衡、不同所有制投資的恢復程度失衡、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發展失衡以及不同規模企業生產經營改善程度失衡。這些問題也制約著我國2021年經濟修復的可持續性和高質量發展。其次，疫情沖擊下的穩增長政策導致非金融部門債務增長加快，宏觀杠桿率上揚，債務“灰犀牛”對宏觀政策的制約持續存在，需要警惕債務風險超預期釋放引發系統性風險。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信用風險呈現先抑后揚走勢，一些體制性、周期性、行為性信用事件強烈沖擊資本市場。2021年隨著政策調整以及債務到期壓力加大，信用風險釋放或將有所加速，尤其需要警惕國企信用風險頻發導致信用體系重構加劇市場波動。再次，2020年以來，政府部門逐漸成為加杠桿的主體，顯性債務繼續增加，且在2020年寬信用環境下融資平臺融資保持較快增長，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也有所加大。2021年隨著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的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或將在部分高風險區域有所暴露，在適當推動債務市場化處置的同時，仍需防范其對金融市場帶來的沖擊。此外，隨著宏觀政策逐步轉向常態化，貨幣政策大概率保持穩健基調，積極財政政策力度邊際減弱，可能會導致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部門債務風險的加速釋放。

　　在經濟復蘇持續但仍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中國應利用好經濟錯峰發展的時間窗口，做好應對全球變局的準備。從宏觀政策角度，報告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第一，應對全球變局，利用好錯峰發展的時間窗口。新冠疫情雖然重創了全球經濟，但從經濟相對表現方面，卻是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二次錯峰發展窗口。為了把握好本次錯峰發展窗口期，除了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包括提升科創水平在內的八大重點任務、長期任務之外，要做好自由貿易國家形象重塑、加強雙邊經貿往來與區域合作以及加大國企改革的步伐與力度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宏觀政策回歸常態化應循序漸進，避免“政策懸崖效應”。首先要保持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組合應長期堅持，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政策支持力度。其次要保證宏觀政策組合的可持續性，一方面需要穩妥退出一些臨時性的救助政策，避免經濟主體對救助政策形成依賴;另一方面財政與貨幣政策支持的方向和領域應當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正向發揮宏觀政策的乘數效應，從根本上保證政策的可持續性。最后應注重保持宏觀政策的調控空間與調整彈性。2021年要綜合考慮宏觀和微觀、同比和環比、季度和全年、國內和國際等方面指標變化情況，根據實際相機決策、保持政策彈性。

　　第三，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不應僅關注總量，更應注重結構視角。2021年經濟增速壓力較小，這也為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本身的失衡提供了一個機會，宏觀政策應著力緩解供需、行業、企業以及實體與金融之間的不平衡。此外，收入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不僅直接關系到經濟“擴內需、促循環”的效果，也關系到社會運行的穩定，收入分配問題在宏觀政策視角中的重要性將進一步上升。

　　第四，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國內外雙重因素決定了我國加大宏觀政策協調性的必要性以及復雜性，在完善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性方面，首先要注意政策組合搭配應以穩為主，避免調控部門的多項政策目標之間的掣肘加大。其次，在操作目標上達成一致。2021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形成合力，以穩定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為共同目標。最后要加強包容性政策的邊際創新。充分利用現有政策框架，通過制度創新積極探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

　　論壇第二單元，與會嘉賓圍繞當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了討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對我國2020年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簡要總結，并對今年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進行了展望。結合以往發展經驗及當前發展形勢，王一鳴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提出多方面建議。

　　對于2020年，可以用“一個好于預期”和兩個標志性事件概括。所謂“好于預期”，是指主要經濟指標好于預期。面對疫情的嚴重沖擊、全球經濟的深度衰退以及美國遏制打壓的全面升級，我國經濟取得了亮眼的成績。從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以及國際收支等主要經濟數據均好于預期。除此之外，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兩大標志性事件。一是2020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01.6萬億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預計將達到17%左右。“十三五”收官階段邁上這一臺階具有標志性意義，為“十四五”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除此之外，2020年我國實現現行條件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這不僅是我國發展的一大壯舉，也對人類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展望2021，王一鳴認為內外環境將進一步復雜化。當前我國仍然面臨新冠疫情存在諸多變數、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國內經濟恢復基礎不夠牢固的諸多問題。具體看來，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六大挑戰：第一，新冠疫情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第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第三，消費恢復與經濟恢復矛盾顯現，消費恢復仍然滯后;第四，企業發展面臨諸多困難，這也給我國就業帶來一定挑戰;第五，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仍面臨壓力;第六，未來存在資本流入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又是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開啟之年，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地復蘇和健康發展尤為重要。這就要求政策操作上要精準有效，真正做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不急轉彎”。這要求我們的工作要精細化，要把握好每個時段，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應該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加大相關政策措施的力度。從需求看來，首先要穩定大宗消費;其次，要鼓勵發展新型消費業態，促進新型消費發展和擴容提質;最后，隨著短期的刺激政策退出，我國還需要進行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從供給端看來，應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性、可控性，針對一些“卡脖子”的環節，要下決心推進技術攻關、解決國產替代，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的本土化。此外，要利用我國產業優勢和配套優勢加快工業互聯網的建設。總體看來，無論是宏觀調控，還是需求和供給方面的政策選擇，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靠改革。要進一步發揮改革的引領和先導作用，越是面對挑戰、風險，越要深化改革開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總結了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大窗口期：

　　第一，疫情防控帶來的錯峰發展的窗口期。雖然我國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早期付出了比較大的成本，但從后期效果來看，尤其是與國際上其他國家比較來看，我國疫情防控獲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當前疫情仍然全球蔓延，中國也出現了局部反彈，但總體上中國已經取得了這次防疫的絕對性勝利。但我們仍然應該堅持防疫不放松，借助我國在防控疫情方面已經積累的思想、技術和制度優勢，將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防疫差距轉化為2021年重要的經濟錯峰發展窗口，抓緊時機把今年的工作做好，爭取更好的成績。

　　第二，美國新政府調整政策的窗口期。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的不講規則、極限施壓，拜登政府的政策選擇將會有所調整。然而從長期來看，新一屆美國政府也有可能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所以當前的緩和對中國而言是重要的窗口期，對宏觀政策稍作調整，而美國政府也可以反思自己政策中過于極端的地方以及自身所付出的成本。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應該思考如何破解美國的“盟國政治”，在美國的盟國中尋找朋友。總體而言，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美國的盟國，都有我們可以合作的機會，應該積極尋找共識、有所作為，緩解我國外部發展壓力。

　　第三，政策措施主導的窗口期。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國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建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又充分重視政府的作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間，這一制度的優勢體現得更為明顯，對于疫情防控和短期經濟復蘇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未來的經濟工作，要充分利用政策措施主導的窗口期，利用好相關政策工具，對未來的市場情緒進行正向化引導。同時，要積極發揮財政作用引導消費，用好發放消費券等方法。此外，我國大量的貨幣并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服務我國經濟的發展，對此也應該有一定的引導。最后，要注重培育良好的營商環境。

　　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岸元首先分析了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情況。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宏觀經濟增速是2.3%，這與無疫情情況下經濟增速存在3.5%的產出缺口。而之所以這一缺口并未造成明顯的沖擊，原因有二：一是財政政策的托底，這延后了3.5%的產出缺口對于市場的沖擊;二是來自整個市場格局的分化，即大量資金追逐有限標的，導致了資產價格暴漲。產出缺口的后續影響將會在今年出現，并且對所有的債權性質資產的影響一定會發生。從時間維度來看，產出缺口在今年的影響大概來自三個子領域：其一，來自國際方面。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沒有辦法通過量化寬松延續債務鏈條，所以今年疫情之后，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國際范圍之內的違約一定會發生。其二，來自國內方面，國內方面最主要的是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其三，來自信用債市場的違約。綜合來看，3.5%以上的產出缺口已經發生，這一定需要有人來買單，尤其是在所有的債權資產需要還本付息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會呈現出來。

　　對于我國未來經濟發展走勢，張岸元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所推行的產業政策是我們不能忽略的。而這項政策的推行將會在價格領域產生重大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油價方面。拜登在競選過程當中承諾，當選將取消美國頁巖油、頁巖氣補貼，而這也意味著全球的消費天花板被抬起來，這一因素疊加今年下半年海內外經濟恢復的同步共振，需要我們充分考慮到油價波動的問題。第二，氣候變化。要密切關注“十四五”后續的行業規劃以及下放到各個省的指標，尤其是北方的產煤大省。在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有可能是又一次的供給側改革，我們可以參照相關領域改革發生之后對行業集中度的影響、對相關產品價格的沖擊，對其影響作出前瞻性的判斷。第三，新能源汽車。需要關注的是我國是否有可能在今年年內參照歐盟、英國以及日本相關的產業政策，給出傳統燃油車退出新車銷售市場的準確時間節點。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鐘正生對中國經濟整體情況、制造業發展以及當前政策和市場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用8個字“完美收工，任重道遠”形容最為貼切。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為2.3%，這為今年做了很好的鋪墊。而我國經濟恢復仍然“任重道遠”。首先，考慮2020年和2021年平均數據以及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每年增速達到4.7%以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次，2020年四季度經濟環比增速是2.6%，三季度是3%，所以環比出現筑頂跡象，經濟增長勢能出現邊際放緩。再次，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有1.2%，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最后，中國的債務率接近290%，累計違約率相對較高。

　　關于制造業，鐘正生認為六大因素利好制造業投資：其一，我國處于新一輪產能擴張周期新的起點。從2020年11月開始，民間投資增速由負轉正，制造業投資明顯攀升，因此整個制造業產能投資可能會增長起來。其二，結構性貨幣政策給予實體經濟更多的扶持。2020年全部新增貸款中流向制造業貸款的占比超過了12%，一改之前新增貸款主要流向基建和房地產的局面。其三，疫情錯位對中國出口制造業來說是一個利好，中國的出口市占率在一段時間內仍會維持相對高位。其四，目前全球制造業恢復快于服務業，在全球經濟同步復蘇的情況下，制造業的確定性更強，對于中國的出口也具有支撐作用。其五，“十四五”時期我國一大重要的政策變化即保持制造業持續穩定。其六，制造業中八成以上都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信心恢復程度直接決定了這輪制造業投資的恢復高度。

　　最后，鐘正生對當前政策和市場方面的三個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首先，在貨幣政策正常化，也即宏觀政策正常化方面，今年宏觀政策應該會更加調適，而不是為緊而緊、為正常化而正常化。其次，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目前人民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高，人民幣資產的前景依然非常樂觀，但今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大可能成為常態。最后，對于全球流動性拐點問題，現在談論還為時尚早。一方面，中國央行資產負債率擴張比較平穩，美國現在趨于平穩，歐洲還在加大購買力度，所以資產負債表總體上還是在擴張的。另一方面，中國也只在討論要不要進一步降息，而沒有人討論是否要加息，歐央行更沒有考慮過加息的事情。所以，從央行政策舉措來看，根本沒有達到流動性拐點。

　　轉自：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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