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和甘肅，一個產業鏈高度發達，一個產業鏈不發達，但在供應鏈斷供上表現出高度一致性。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呈多地局部暴發和零星散發狀態，對經濟的沖擊仍不容小覷。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企業受到了何種影響？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企業或政府又該如何應對？
6月28日，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舉行 “經濟抗疫——中國中小微企業疫情復蘇調研及經濟抗疫政策效果分析報告研討發布會”，并發布了《疫情沖擊下中小微企業生存調查與復盤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旨在復盤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的主要影響。
《報告》課題組于2020年2月、5月和8月通過電話和網絡，對2500多家民營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進行了三輪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存狀態調查，樣本數據覆蓋了遼寧、上海、浙江、河南、廣東和甘肅6個省市。
《報告》發布者、哈工大(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董耀徽指出，調研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大量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依然沒有能夠從疫情的沖擊中完全恢復過來。2021年以來，本土疫情呈現出零星散發以及局部疫情聚集型交織疊加的態勢，疫情的陰影依然存在，依然反復沖擊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新型的變種加劇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
根據《報告》，相比于居民服務業和制造業，商務服務業的經營模式較為靈活，企業韌性較強，對疫情沖擊的準備也較為充分，轉型相對容易，復工率也最高；而制造企業的經營模式在客觀上較為缺乏韌性，面對疫情沖擊，調整余地較小。
具體而言，董耀徽介紹，2020年2月，疫情沖擊的初期，制造業企業復工情況最差，“空轉”的風險非常高，即在未能有效復工復產的情況下，仍然要支付員工工資、場地租金等剛性成本。調研顯示，一些企業因為空轉成本帶來的現金流壓力，導致被迫退出了市場。
而5月的調研顯示，各省的復工狀況比較好，但產能恢復狀況不盡相同，一些企業無法恢復到疫情前產能的原因，一是需求側的疲軟，二是一部分企業退出了產業鏈，導致產業鏈斷裂形成斷供和斷訂問題，尤其是大量制造企業面臨訂單減少。
“為什么制造企業所在的產業鏈更容易斷裂？因為本身制造業的產業鏈比較長，分工比較精細，尤其是制造企業中的中小微企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它們的上下游協作更加依賴物流，一旦人員或者物流受阻，造成中小微企業空轉，可能會退出市場，造成產業鏈的斷裂。”董耀徽解釋。
從區域對比的情況來看，廣東和甘肅出現訂單減少或取消的制造業企業比例最高，且明顯高于浙江、上海、遼寧和河南。
董耀徽表示，為什么廣東出現訂單減少或取消的企業比例如此之高？主要是由本身的產業特性導致的。比如，廣東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占比是12.4%，浙江和河南分別只有2.2%和1.3%。
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涉及到很多環節，它的產業鏈全球化的分工非常高，對單一供貨商和單一客戶的依賴程度也要高于傳統行業。如計算機產業涉及到芯片、顯示器、電池等，一旦某個環節受到疫情的沖擊，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整個產業鏈的企業都會承受產業鏈和供應鏈傳導而來的風險。
他指出，當疫情的沖擊沿著產業鏈從供給側向需求側蔓延的時候，我們需要做的是有針對性地強化產業鏈的韌性，疫情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檢驗機會，我們的制造業產業鏈有很多短板，這使得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此外，我們應該以疫情為契機推動產業的集群化發展，尤其是一些比較重要的產業，讓它的核心上下游的企業在空間上產生一定的集聚，防止因為疫情防控造成空間上的阻斷。” 董耀徽表示。
哈工大(深圳)發展規劃委員會主席、經濟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唐杰在點評時補充，需要關注和進一步研究在廣東和甘肅兩個地方，一個產業鏈高度發達，一個產業鏈不發達，但在供應鏈斷供上表現出高度一致性的原因，尋求進一步提高經濟安全性的辦法。
此外，唐杰還指出，如果把廣東和以浙江、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作比較的話，可以看到的是，廣東高度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受到的沖擊比長三角嚴重，這其中一個因素跟長三角地區的國內產業體系的配套發達有密切關系。
唐杰表示，這實際上提示了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系，值得廣東關注。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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