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需求不足和結構矛盾下的就業市場”，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發布

　　10月9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54期）”于線上舉行。本期論壇聚焦“需求不足和結構矛盾下的就業市場”，來自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及行業專家毛振華、盧鋒等聯合解析。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教授曾湘泉代表論壇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總需求不足是宏觀經濟目前的主要特征。9月份，國家統計局PMI預期指數比上個月增加1．1個百分點至53．4％，回升到擴張區間。但從需求訂單看，新訂單指數是49．8％，仍處在收縮區間。總體而言，宏觀經濟呈現“供強需弱”。

　　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小企業就業市場景氣指數變化較大。2021年2月，中小企業藍領就業指數曾達到2．0的高點，之后迅速下降，2021年8月降到0．82，2022年6月底達到最低點0．34，盡管7－8月份止跌，但仍在低位徘徊。當前招工難結構矛盾有所緩解，但這更多源于經濟下行導致的制造業招聘需求下降，而非就業市場匹配效率的改善。結合CIER指數以及藍領就業景氣指數兩方面來判斷，當前宏觀經濟已呈現出明顯的總需求不足的特征。

　　同時，報告認為，就業質量下降導致需求不足。就業質量，特別是工資收入的變化是宏觀經濟總需求重要的觀察指標。從相關數據來判斷，當前工資或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已成為總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國企業雇主－雇員匹配數據調查”顯示，2021年疫情期間企業停產率為26．13％，全年平均利潤總額下降16．29％，實際在崗人數下降33．87％，受疫情影響，員工每月平均稅后總收入下降4．98％，其中每月基本工資下降11．64％。分行業來看，文化、體育、娛樂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制造業等行業收入存在明顯的下降。全國總工會勞動關系研究中心2022年4月的就業質量調查顯示，全國9成以上的職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影響。48．8％的員工表示收入減少或穩定性變差，其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受影響群體占比分別是63％和59％。在受影響的群體當中，靈活就業，特別是非正規就業勞動者受到的影響最大。

　　報告指出，我國就業市場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我國就業市場“就業難”和“招工難”并存。“就業難”，是指青年（按國際勞工組織定義為16－24歲）失業率較高，特別是應屆高校畢業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青年失業率處于高位的同時，藍領就業市場“招工難”問題則依舊突出。制造業普工、技工，以及生活服務業的家政等普遍用工短缺。二是青年失業率變化與全國就業市場景氣變化背離。將統計局發布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對比來看，本季度，特別是6月份以后，城鎮調查失業率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在下降，而青年失業率則在不斷上升，最高達到19．9％。盡管8月份下降至18．7％，仍處于高位。全國失業狀況好轉，而青年失業率則上升，這也反映了結構矛盾。

　　報告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供給人數大幅增加，今年高校畢業生是1076萬，明顯高于去年，這還未將回國留學生計算在內；二是招聘需求人數小于去年同期。將7－9月分職業的高校畢業生招聘需求和求職申請前十位進行對比顯示，結構矛盾更為具體和清晰。求職者大部分都處于文科內低門檻專業，比如行政、文員、人事、銷售顧問等。市場招聘需求多的崗位則是銷售顧問、客戶服務、普工技工等。盡管藍領整體需求下降，但普工、操作工、包裝工、線裝工等需求依然非常高。

　　報告指出，從長期來講，現在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人口老齡化加速。如果不考慮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人口下降和老齡化加速會導致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就業結構矛盾可能會更為突出。到21世紀末，中國人口中超過40％的是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老齡化非常嚴重。在老齡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勞動參與率是我們未來面對的挑戰。發達國家退休人口重返勞動力市場成為一個新趨勢。日本是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2010年以來老年勞動率參與率快速提高，2018年達到25％，韓國超過30％。然而，我國退休群體更傾向于加入“跳廣場舞”隊伍，重返勞動力市場積極性并不高。按照2016年城市勞動力住戶抽樣調查（CULS）數據計算，退休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僅為4．2％，其中男性為4．9％，女性為3．7％。65歲以上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只有1．8％，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照料需求增長與供給間的結構性矛盾將很突出。照料經濟的需求巨大，供給端嚴重不足。市場化的照料無論數量和質量都嚴重供給不足。照料經濟非常重要，有巨大的發展需求，但社會對家政行業有嚴重的就業偏見，認為它是伺候人的工作，這導致供需結構矛盾非常突出。

　　針對上述問題，報告給出了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構建收入增長機制，增加消費需求，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擴大內需是保增長和穩就業前提。我國提出要建立“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外需更多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內需主要是靠收入增長。現在我國各行各業普遍缺乏收入增長機制，不管是企業還是公共部門，包括公務員，都沒有這個機制，所以內需矛盾很突出。受疫情沖擊或影響，靈活就業人群非常敏感，他們的工時和收入都在減少。非正規群體的就業問題很突出，對他們遭受疫情影響目前沒有收入補貼機制，減稅或免交社保之類的政策對他們用處不大。公共部門比如大學、醫院，甚至包括公務員，這些群體工資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績效。現在基本工資比重太低，應該考慮提高公共部門的基本工資占比，致使總需求不至于過快下降，通過收入政策來實施反周期調整，維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是，加大對中小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其崗位創造能力和規模。

　　對我國來說，中小企業是未來創造高質量就業的主體。要發展中小企業，一方面要擴大加速折舊范圍。同時，應研究啟動千億人力資本投資計劃，通過政府和市場化的平臺構建模式，定向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數字化應用和培訓服務，通過提升中小企業崗位創造能力和規模，為未來幾年日益增加的高校畢業生提供就業出路。現在高校畢業生不愿意去中小企業，這與中小企業的硬條件還是軟環境上都有一定關系，要亟待解決。

　　三是，擴大“見習計劃”范圍，為中小企業的人才儲備提供支持。

　　人社部實施每年一百萬的“見習計劃”，主要是針對失業兩年的高校畢業生。建議把實施范圍前移，前移到現在就業率比較低的普通高校，縮小這類高校與企業人才需求的認知差異，提高人才培養和實踐要求的匹配度，為中小企業提供人才儲備。

　　四是，完善就業監測體系，制定更為精準的就業促進政策。

　　需要完善就業監測體系，制定多口徑的調查失業率監測指標。美國有U1到U6多個指標，我們至少應增加符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指標，比如U4。目前不能簡單地把返鄉農民工都當作是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們很多人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按照美國的說法叫做“喪失信心人群”。要提高監測的敏感性，更重要的還在于構建包括工時和工資變化在內的就業質量監測指標體系。另外，還需要建立勞動力需求或職位空缺調查制度。

　　五是，積極開展就業政策評估，切實落實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

　　從去年到今年的青年失業率上升，有宏觀經濟和勞動供給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干預造成的需求沖擊或影響的問題。比如房地產、互聯網和教培行業，這三個行業的政策對青年就業，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影響特別大。因此，建議今后國家出臺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前，要引入就業效果評估，盡可能降低對就業的沖擊和影響。

　　六是，完善反就業歧視立法，推動相關司法工作。現在市場中有很多錯誤信號，實際上和歧視有關，因此我國需要推動反就業歧視立法和司法。

　　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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