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指出,堅持中西醫并重,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是我國衛生與健康事業的顯著優勢。
近年來,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引導和大力支持下,學界圍繞中醫藥開放發展的相關研究日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為進一步加強中醫藥國際發展研究團隊,整合力量為中醫藥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8月16日,伊犁師范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研究中心、云南中醫藥大學中醫文化推廣基地、成都中醫藥大學印度傳統醫藥研究所在伊犁聯合舉辦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交流研討會。13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負責人圍繞中醫外交、中醫藥在歐美的發展、中藥歐盟注冊、中非傳統醫藥合作交流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度探討,給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提供了諸多建議。

外交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秘書長張建認為,從駝鈴聲聲的古絲綢之路,到現今繁榮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歷史輪回中,新疆不僅從未缺位,伊犁也一直很重要,還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不斷擴容“朋友圈”,謀求發展。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在大國關系研究和區域國別研究過程中,經貿合作非常重要,醫藥產業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要著力推動中醫藥振興發展,堅持中西醫并重,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瑰寶,是5000多年文明的結晶,在全民健康中應該更好發揮作用。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傳斌在題為《醫療衛生與近代中國外交研究(1835-1949)》中提到,目前學術界在研究近代中國的防疫、外籍醫師管理等問題時,對醫療衛生與近代中國外交有所涉及。但是,目前這一領域尚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如:近代中國人醫權與衛生權意識的形成、中國政府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國際交往、中國政府對外人在華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商品進出口與衛生交涉、中國人出入境與衛生交涉、涉外事件與地方衛生交涉。這些問題都是值得研究的,目前尚未引起學術界的全面關注。
李傳斌表示,他希望在廣泛占有文獻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梳理醫療衛生與近代中國外交發展演變的軌跡,通過系統的綜合研究,解決所提出的各項重點問題,對醫療衛生與近代中國外交作出客觀的歷史評判。
成都中醫藥大學印度傳統醫藥研究所所長王張對《中國和南亞的傳統醫學交流互鑒與展望》進行了研究分享。王張認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印兩大經濟體的貿易量在不斷增加,東方文化價值逐漸受到重視,對傳統醫藥的需求也比較旺盛。中印兩個國家的藥用資源可以互補,發展水平存在錯位,也可互補。在挑戰方面,一是西方文化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干擾,中印兩國都有強大的傳統醫學,所以可能存在一定的抵抗性和潛在的競爭;二是傳統醫學療效的穩定性和人種差異也是個問題;三是中印歷史遺留問題的負面影響。
如何解決這些難題?王張提到,一方面可以利用好國際多邊交流機制和協調機制,同時加強傳統醫藥管理部門的交流,如我國的傳統醫藥是如何參與到衛生體系建設中的,如何參與減貧的;另一方面可以共同搭建符合傳統醫學特點的新藥評審政策;第三,傳統醫藥數據可以共享;第四,學術界要加強交流,增進了解,互相開展科技人文交流,可以進行技術轉移,比如我們早就應用DNA條形碼技術來鑒定中藥材,我們直接可以對外輸出到孟加拉國,或者說他們愿意翻譯一批中印傳統醫學經典合作開展對比研究。
上海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磊在題為《中非傳統醫藥合作交流史研究路徑思考》的報告中提到,關于中非關系史研究現在是一個比較好的機遇,中非關系源遠流長,且2019年4月份剛剛成立中國非洲研究院,可以研究的內容非常多。此外,中非傳統醫藥合作交流史是中非關系史的一個專題,它的特點是爭議小,影響大,亮點突出,特色鮮明,很具有研究價值。
“本世紀以來,中非關系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中非雙方在傳統醫藥合作領域達成很多共識,傳統醫藥領域迎來發展契機。中非傳統醫藥合作交流是作為中非關系史研究的一個微觀領域,正在受到學者重視。中非傳統醫藥合作交流也可以作為一個南南合作的一個支點,有助于提升傳統中藥在國際社會的認知程度。”王磊說。
改革開放40年來,在全球化浪潮推動和“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作為我國集衛生、經濟、科技、文化和生態于一體的獨特資源,中醫藥的國際化發展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與此同時,隨著疾病譜和死因譜的轉變,以生物醫學模式主導的西方醫學也經歷了一場革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現代醫學的內涵,拓展了現代醫學的邊界,也引起了西方醫學界對包括中醫藥在內的傳統醫學的重新思考和關注。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標準化研究所黃奕然對《我國在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標準化組織內開展中醫藥國際標準化工作的協調機制研究》進行了研究分享。據黃奕然介紹,本課題基于我國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兩大國際組織中的現有工作基礎,結合中醫藥、標準化、國際關系、傳播學等理論,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以國際化視角探索WHO和ISO框架內的中醫藥標準體系建構策略,為中醫藥現代化補充新內涵,為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提供新思路。
黃奕然表示,WHO和ISO分別作為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組織和國際上最大、最權威的非政府標準化組織,先后關注和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制定了傳統醫學發展戰略、成立了傳統醫學相關機構、發布了一系列傳統醫學相關標準,也由此成為了中醫藥國際標準制定和發布的重要平臺。我國已成為兩大組織技術合作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在傳統醫學領域的合作不斷加速縱深,對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應該看到中醫藥國際化的多元價值。近年來,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有了很多實質性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愛上了中醫。這是基于中醫藥不僅能夠給人類帶來健康福祉,在科技、經濟、環境、文化等領域都有獨到的價值。”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研究中心宋欣陽說。中醫藥臨床研究,最近幾年高影響因子的國際論文越來越多,形成了醫藥研究的熱點。像甘草、肉蓯蓉等中藥可以在有效改善荒漠化的同時,帶來可觀的經濟價值,為全球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藥方”。中醫藥本身也是中國服務貿易的亮點,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四種形式都有體現,而且日漸成熟。中華傳統文化元素在中醫藥學科中不勝枚舉,有大量的留學生選擇來華學習中醫藥專業,成為了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者。“但也正因為這種多元性,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更加需要多學科的參與,伊犁師范大學今年獲得的7項國家社科項目,很多都能與中醫藥國際化跨界合作”。
轉自:中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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