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安徽出版集團主辦，安徽文藝出版社承辦的《學而書系·皖籍評論家輯》新書首發暨專家研討會在北京舉辦。《學而書系·皖籍評論家輯》（8種）收錄了活躍在國內評論界并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八位皖籍批評家何向陽、劉瓊、潘凱雄、郜元寶、王彬彬、洪治綱、劉大先、楊慶祥的評論新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在致辭中表示：“‘皖籍’二字用得非常審慎，其實‘皖’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也是一個文化空間和歷史空間。當年嚴復翻譯《天演論》，請桐城人吳汝綸來潤色，安徽桐城派文脈一直延續至今，安徽文脈是中國文脈之所在，安徽盛產評論家，現在已經成為中國評論界的中堅力量。”
中國文聯原副主席郭運德認為：“安徽文藝出版社在市場相對低迷的當下，出版這套《學而書系·皖籍評論家輯》，表現出一個有眼光有追求的出版機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責任擔當。論叢不僅是皖籍評論家作品的一次集中檢閱與展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當代評論整體水平的一次集體亮相，堪稱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發展的一個縮影。”
安徽省委宣傳部二級調研員方明代表安徽省委宣傳部致辭：“這套叢書的出版是我省文化建設的重要成果，也是我省文學評論界的一大盛事。它不僅展示了皖籍評論家的學術水準，更是對安徽文化軟實力的一次重要的提升。這些評論家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敏銳的洞察力和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大餐。”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代表書系主編致辭：“出版社的時代擔當和文化責任是一直激勵我們寫作的力量。作品就像一粒種子，它必得由編輯出版人的傾心培育，必得有這樣的豐厚的土壤才能成長，才能長成大樹，而被更多的人看見。而在目前出版業仍需面對和解決諸多困難之時，這種環境的營造和文化的建構就更為可貴。”她說，“皖籍是一種稱謂，一種提醒，也是一種標識，我們雖然都離開了故鄉，在異地生活，但故鄉又如一根風箏線，始終牽引著我們，讓我們記住有一方水土在我們的文字中流傳，感謝文學，正是由于對文學的熱愛，讓我們走到一起，從陌生到熟悉，從相識到相知，我們彼此交談，文學的認識，人生的向往而沉浸于此、膠著于此，以至我們之間的情感牽絆和精神了解，甚至多過我們的至親。”
活動現場，安徽出版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總編輯朱寒冬代表安徽出版集團向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贈送了本套叢書。中國評論界專家學者們對《學而書系·皖籍評論家輯》進行了解讀和點評，本套論叢作者共同暢談創作背后的故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對八位作者逐一點評，并且表達了對徽文化的喜愛，“天下之文章，豈在桐城乎。就是天下的文章都是桐城派的人寫成的。天下之文章，豈在徽派乎、豈在皖派乎？安徽人的細致、溫柔、大氣構成了一種新的魅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鎮南說，“當代事，不寫史。這是史家約定俗成的修史規則。雖不寫史，但每一個歷史階段上的當代，仍然有各種各樣的實錄。收在這套叢書里的八位在他們直面的那個當代文學評論現場寫下的評論作品，就是他們為那一個時段的當代文學發展蹤跡寫下的實錄，具有不可或缺的史料價值。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后代的文學史家派到現在這個當代來的速記員、記錄者、書記官，是非常值得搜集、研究的。皖籍評論家書系先行為這種研究創設了條件，足見當代出版家的卓越的史識。”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白燁說，“我們在談一個時期的文學狀況與文學成就時，往往只談創作一方面，忽視了評論一方面，其實每個時段的文學成就和文學成果是評論家跟作家共同協作，一起完成的。新時代文學十多年來，形成了怎樣的總體格局，又取得哪些主要的成就，取得哪些重要的經驗，以及什么作品值得關注，什么作品獲獎，這里頭都有評論家由觀察、描述和推介、評論做出的努力與奉獻。這個成果從一個側面顯示了評論界十年來的砥礪前行的姿態，也展示了文學批評的風采和文學批評家的自信。”
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梁鴻鷹點評時指出，“郜元寶作為評論家涉獵廣泛，研究細致入微，特別注重文本細讀，通過對讀、反復讀、深入讀，進入文本核心，得出真知灼見。善于運用比較的方法，其文字感性而富于理論支撐，但并沒有故作玄虛，不追理論時髦，不掉書袋，無考據癖，說真話，講真言，引人入勝。”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點評郜元寶的文風是“善走偏鋒、寸鐵殺人”，“他是一個愛用偏鋒，寸鐵殺人的批評家和學者，有其長也有其短，但是也是我們安徽人的氣質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陳福民點評王彬彬，“在我個人看來，王彬彬的批評理念和他的批評實踐是遠大于文本的，他是具有癥候性的批評家，是有一個自己相對獨立的思想系統和學術觀念，或者說是更籠統的19世紀的學術觀念批評傳統的評論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協會主席李洱評價了洪治綱的評論，認為“洪治綱與余華的對話，以及洪治綱對余華長期跟蹤式的批評很讓人感動”，同時也提醒我們如何看待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批評性寫作與文學創作，可以視為對相同問題的發言和討論，批評家對作家的認同和否定其實是對自己的肯定和責難。在復雜多變的語境中，批評家和作家應該在對話中相互體諒，攜起手來共同拓寬我們的敘事空間。
《光明日報》評論版主編王國平評價劉大先的文本給他的感受是視野的寬闊與縱深，包括歷史、人文、哲學的視野，特別是生命的視野，讓他的文章實現思辨性和個人情懷的相融。劉大先就像一個手握多把鑰匙的人，或者他擁有一把萬能鑰匙，能打開一個又一個的學術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評價劉瓊是一個非常富有創造力的批評家，“她文字非常美，散文寫得也非常棒。我讀劉瓊批評的最大感受，是她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她的內部容量里面包含了中國古典文學、藝術，也包含了她對中國古典藝術的理解，她把它融在文學批評里面，使她內部批評空間非常大。”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張莉說，早在1991年就讀過何向陽的評論文章，“近20年來，何向陽老師對文學批評有了非常清晰的認識，她回到中國文學傳統中，傾心并踐行于隨筆體批評的寫作。作為讀者，我們從她的文字中等感受到她作為作者的性情，何向陽老師的批評有情感、有溫度、有態度，但又潤物無聲。她的寫作是有‘我’的，文字中有詩人氣質和藝術家氣質，是和她的寫作對象、她的讀者在一起的批評家，因此她的文字讀來有共鳴，有共情，深具文學性。”
談及楊慶祥，《光明日報》文薈版副主編饒翔說二人相識很久，“作為學院派的批評家，楊慶祥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批評中的強烈的歷史感及理論穿透力和思辨力。而他的歷史感是建立在現實感和當下意識之上的，也是建立在自我意識之上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北京出版集團十月分公司總編輯、《十月》執行主編季亞婭說，潘凱雄老師四十年來一直深耕文學創作與出版的現場，具有文學現場組織者的總體性眼光，更能敏銳體察時代的變化。“今天的勢在哪？今天的文學環境面臨怎樣的變化？新時代文藝批評生態與80年代有何不同？新媒體時代海量信息背后，出版的本質是什么？潘凱雄的批評寫作有別于學院派，既有來自文學現場、出版現場的最新信息，又有從長時段出發對時代文學潮流與趨勢的總體把握。”
《學而書系·皖籍評論家輯》不僅是對文本的解讀，更是對時代精神的闡釋和文化責任的擔當。每位評論家有機地結合歷史意識、現實體察和未來視野，或聚焦文本內的耕耘和細讀，或放眼社會突出現實，將中華文化豐厚底蘊與現當代文學的精微細膩觸覺巧妙融合，形成特色鮮明、體系完整的論叢。（韋衍行）
轉自：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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