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2日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百年校慶日。創建于1917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搖籃。
1917年9月，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奠基儀式上，年輕的校長、來自美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麥克林（Franklin C. Mclean）申明了他們的辦學目標：“在這里建立一個致力于醫學教育、科研、服務病人的機構……我們渴望給中國帶來最好的現代醫學，中國也會受益于我們最近的進步。”
此后，這里培養了林巧稚、張孝騫等一代醫學大家，走出了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先行者；盡管巨大的投入和嚴格的淘汰使得民國時期的協和醫學院平均每年只有16位畢業生，但他們撐起了中國醫學近半個世紀的天空。這家醫學院的教學醫院——“北京協和醫院”后來成為中國最有名的醫院之一，接診過孫中山、梁啟超這樣的名人，也收治了許多貧民、乞丐、車間學徒。此外，協和創立的“社會服務部”還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醫院社工，在治療之外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心里疏導、經濟支持，賦予醫學以溫情。
如今100年過去，現代醫學已使中國人的生活大大改觀，醫療卻仍是一個并不輕松的社會話題。作家常青在近期出版的《協和醫事：協和百年紀念版》一書中通過檔案資料還原了百年協和的醫學教育，并試圖通過解讀它來為眼前的困惑尋找答案：一個好醫生是如何培養出來的？什么是為醫之道和為醫的幸福感？醫學如何去關心廣大民眾？
常青是畢業于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現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陰差陽錯中偏離了成為醫生的“軌道”，走上了醫學主題的非虛構寫作之路。在協和醫學院百年校慶之際，記者采訪了常青，和她聊了聊那些卓有成效卻備受爭議的“協和教育模式”，以及她為當前的醫療困境所尋找的答案。
作家常青，筆名“謳歌”、“豐瑋”
澎湃新聞：您是為什么學醫，又為什么“棄醫從文”？
常青：報考協和學醫，是因為高中時一位好友提起了一部與林巧稚有關的紀錄片，說協和的建筑很特別，那里的人的氣質也很特別，我被她描述的那種生活方式打動了，包含著自省、專注和慈悲。于是，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學”，寫上了“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但真正進入大學的八年學習，卻漸漸發現自己不太適合眼前的醫院這個小世界，這里等級森嚴，科室中也有派系，醫生在年輕時辛苦、瑣碎、貧窮、需要掩藏個性……當然也因為畢業時遇到了一些事情，加上自己喜歡藍調和爵士音樂，就去了美國做科研。做了三年，決定回國，就進了公司開始工作。
在公司工作，還是會和醫學、醫療、醫生打交道，這時候難免也會想起自己當初報考協和的那個情結。因為很小就喜歡寫作，加上當時覺得寫小說還沒有準備好，就開始從醫學這個角度切入，寫了幾本非虛構作品，《醫事：關于醫的隱情和智慧》、《協和醫事》、《如何老去》……它們都是對自己讀了協和卻沒有做醫生的某種遺憾的補救。
澎湃新聞：協和醫學院最早是由洛克菲勒集團投資建立的，您在寫作過程中去美國查閱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的資料，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發現？
常青：數不勝數，我看見那些檔案資料時，幾乎瞠目結舌，如同我在《協和醫事》序言中描述的，我在檔案館的每天都在撕開一個小小角落，然后望見一片海洋。
當然，肯定會有那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資料，比如，第一、二、三次考察團的報告，1921年協和的開幕典禮詳細資料。但也有一些關于協和管理的一些工作日常書信來往，甚至是小到協和一位職員的薪資待遇的討論，購買協和建筑材料和設備的合同……這些都向我還原了一個更生動具體，也更有張力的協和，它不再只是一個扁平的傳奇，而是具備了更豐富的肌理，甚至其中矛盾交織。
澎湃新聞：老協和醫學院開創了一些醫學生培養制度的先河，例如醫預科制、住院醫師制等等。住院醫師培養制曾經為青年醫生提供了嚴格有效的訓練，這種制度在今天的實施情況是什么樣的？為什么您說已經“變質”了？在您看來這種制度有可能恢復往昔的面目及效果嗎？
常青：這些醫學生培養制度，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醫學院提煉出來的制度。
其中，住院醫師是一位醫學生畢業后把理論開始應用于臨床實踐時一個必不可少的學習階段。這中間最不可少的其實是輔導和帶教，在具體的輔導和帶教過程中讓一位醫學生聯系書本和具體實踐。
在今天，因為各種現實因素，真正愿意和有能力去輔導、帶教住院醫師的動力和機制比較欠缺，一些住院醫師在醫院里是沒有編制的，是被當作簡單勞動力的臨時工。但住院醫師，又是日后成長為一位合格醫生的起步打底階段，這個階段的鍛煉和塑形，以及基本功的練習，都會關系到醫生日后的醫術。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到，協和醫學院的醫學教育有其獨特之處，比如八年制醫學教育就是從這里開始的。過去對這個長學制存在爭議，1932屆協和畢業生嚴鏡清就表示，八年太長，對于窮學生來說負擔太大。此外還有殘酷的淘汰制、雙向選擇制等等。與您求學期間的教育經歷對比，培養醫生的模式有哪些異同？什么是您心目中最卓越的醫學院和醫學教育？
常青：在我們上學時，還存在的是八年制，也是堪稱痛苦難熬的“抗戰八年”。其余的，都不大存在了。
最值得強調的老協和醫學教育，就像我在書中寫的，有這么幾點：人文心+科學腦+世界觀，強調“三基三嚴”（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嚴肅態度、嚴格要求、嚴密方法）、啟發式教學，導師制，還有一種洋溢著的做學問至上、看病至上的追索氛圍……
如果用眼下流行的學習理論，其實就是“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 by Anders Ericsson）。設定階段性遞進的目標，有導師反饋，專注于學習，并有學習共同體。如此，才能提升認知復雜度，讓隱性知識顯性化，并且周圍總有可模仿的榜樣。
我心目中卓越的醫學院和醫學教育，是有世界一流的理念，以及在此理念之下的每一處具體踐行。人文心加科學腦，以病人為中心，鍛造不斷精進的臨床思維。當然，與此并行要付出的一定是辛勞和時間，醫學幾乎無法速成，在AI人工智能應用之前，它是需要學醫的人幾乎一點一滴死磕出來的。
“萬嬰之母”、中國著名的婦產科醫生林巧稚
澎湃新聞：老協和醫學院的學生背景有非常明顯的精英化的特點，另外學習生活完全西式，連中國師生之間的交流也是用英文；住宿條件堪稱“奢侈”，有留聲機、健身房、洗衣房。但為什么他們主導下的協和醫院與普羅大眾之間似乎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常青：這一點，我在書中也提到，雖然協和學生曾被抨擊為精英、西化，但他們從來沒有脫離大眾。為什么呢？這是醫療這個行業所決定的。一位不面向病人的醫生，不經常接觸病人的醫生，他的臨床職業內涵注定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識注定只是一個笑話。在協和學習、工作的人，他們從事的醫療這一職業就決定了必須要時時刻刻面對來自大眾中的病人。天長日久，在醫生和大眾之間形成了堅固的聯系。這是醫生這一職業特點所決定的，與其他知識分子的不同之處。
在政治運動中，張孝騫曾被派到協和門診看病人，造反派們沒有想到，一個被打倒的“反動權威”竟然威力如此大，門診秩序因他而打亂，桌前擠滿了趕不走的病人。于是，張孝騫又被派去打掃門診的大廳和廁所，可病人還是跟在他的身后轉，有些病人跟到廁所，有不少好動感情的人對他說：張主任，你有什么問題？我們替你去申冤！
以前的老協和學生是講英語，用英語進行學術寫作，有身處西化環境的一面，但也有參與為中國重要的醫學問題尋找答案的一面。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蘭安生帶領協和學生走進北京東城區胡同，陳志潛到曉莊到定縣下鄉，楊崇瑞倡導并踐行助產士培訓……人們誤解的“貴族醫學”，盡己所能，一步步走向更多的中國人，走向農民，成為一種更關注民眾的醫學。協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精英象牙塔，與身處的時代建立了“有來有往”的互動關系。
協和教授蘭安生(J.B.Grant)致力于公共衛生事業，圖為護士從蘭安生創建的公共衛生事務所整裝待發。
澎湃新聞：有一種觀點認為，現代醫學較之于傳統的中醫，醫患關系是更加對立的，精密的儀器、宏偉的建筑、高深的術語，建構起權威性，在醫患之間鑄起壁壘。而“辨證施治”古代經驗中，醫患關系看起來充滿溫情，古代的患者也不會將責任與希望全部寄托于“醫”，因此醫患雙方不那么劍拔弩張。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您認為現代醫學中解決醫患關系問題的核心是什么？
常青：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過度泛化。醫療中的感受、體驗、醫療結果，對病人應該都很重要。中醫的醫患互動，“望聞問切”，確實相對來說更具溫情，離病人更近。西醫則越來越強調儀器和檢查，也走入了過度強調這些而漸漸遠離病“人”的困境。但在歷史上，在中國弘揚西醫時，也是看到西醫在學術、知識、制度、公共衛生與保健等方面有其優秀之處。西醫“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學堂通課，皆兼衛生”。相比之下，中醫的邏輯推理相對較弱，醫生的培養體系也相對隨意。
現代醫學中解決醫患關系問題的核心，是溝通。醫生要學會溝通，病人也需要了解“醫學”到底能幫助自己做什么，醫學不是萬能的，并不能終極解決人的生老病死問題。
澎湃新聞：最近一名孕婦因疼痛難忍而跳樓的新聞引起很多討論，包括無痛分娩為何難以普及，原因之一有麻醉醫師的人手不足。麻醉醫師的困境可能也是很多醫生面臨的困境，巨大的工作負荷與心理壓力，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等等。您覺得，回望歷史，能否為眼下的醫生困境找到一些答案？
常青：這也是寫《協和醫事》的一點寄望，看看能否為眼下的困境找到一些答案。有一些問題，原因錯綜編織，并已延續了一段時間。但起碼，想讓人們知道，曾經的好醫生是什么樣的？他們是在什么教育體系和理念下被培養出來的？他們是如何行醫的？以及，到目前為止，還自帶“凈化”系統的一些年輕協和醫生，他們究竟是靠著什么力量支撐的，他們又是在一些節點做了哪些選擇。
澎湃新聞：您曾在文章中寫過：“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年代”，“做一個現代醫生遠沒想象的那么純粹，這個職業要面對太多的一地雞毛和保守官僚。”如果，今天有一位協和醫學院的畢業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來請教您，應不應該在從醫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您會如何給出建議？
常青：“請教”一詞談不上，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多只能自己做出選擇。我可能最多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一個絕對純粹的選擇，那就權衡利弊，順從你的內心吧。畢竟，日后能幫助病人解決問題的從醫感受，那種幸福是很難比擬的。就看你更希望享受什么。
協和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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