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慕文談大都會博物館中國書畫收藏

　　何慕文（澎湃新聞蔣立冬繪）

　　最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了“溪山無盡：中國傳統山水”（StreamsandMountainswithoutEnd:LandscapeTraditionsofChina）的大展，展品除了館藏繪畫外，還有表現山水主題的瓷器、玉雕、琺瑯、服飾、石雕等物品。展品中有古代繪畫，如李寅的《高閣觀瀑圖》、唐棣《摩詰詩意圖》、佚名的《四時山水卷》、董其昌的《巖居高士圖》等，也有當代作品，如鄭重賓的《拓展地帶》、李華生的《9616》等。

　　可惜，這個展覽開始之時，我們已經離開紐約回了倫敦。幸虧大都會博物館網站信息豐富，展覽的許多作品及詳細說明在網上都能清晰得見。今年8月初，我和哥哥陪父親鄭重先生在大都會博物館與其東方藝術部主席何慕文先生（MaxwellK.Hearn）會面，聽他聊起大都會博物館的許多收藏軼事，并與他一起看了東方藝術部的許多展廳，包括中庭花園。當時大都會博物館正在舉辦的特展是“圖示與言傳：說故事的中國畫”（ShowandTell:StoriesinChinesePainting），此展與波士頓美術館的“抱殘守缺：中國八破圖”（China’s8Brokens：PuzzlesoftheTreasuredPast）、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的中國書法展三足鼎立，也是我們今夏在美國所享受到的中華藝術之美。

　　這篇訪談中記錄的，不只是8月與何慕文先生的那次拉雜閑聊，還有前后與他的一些對話以及電子郵件的交流。

　　大都會博物館成立于1870年，現在，亞洲藝術部是博物館最大的部門之一，它的快速發展是不是這三四十年的事？

　　何慕文：我1971年進大都會博物館工作，當時的亞洲藝術部只有二樓回廊的瓷器和中國早期佛像那兩個展廳。現在，亞洲藝術部有五十多個展廳，包括博物館北翼二樓的整個空間。在此期間，博物館的三任館長——霍文（ThomasHoving）、蒙特貝羅（PhilipdeMontebello）和現任的坎普爾（ThomasCampbell），以及前任董事會主席迪倫（DouglasDillon）都非常重視亞洲藝術品的收藏。

　　您的職位叫道格拉斯·迪倫東亞藝術部主席,我也見到以他命名的展廳。迪倫先生與中國有特別的淵源嗎？

　　何慕文：迪倫先生曾是董事會主席，但他自己并不收藏亞洲藝術品。1970年博物館準備一百周年紀念時，他和館長霍文看到全館中亞洲部最弱，人員、陳列、藏品都很弱，他就親自過問亞洲部的發展。迪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請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教授來當顧問，方教授是1971年過來的。以后的四十年中，亞洲藝術部的發展迅速，主要得感謝方教授和迪倫先生的領導。而且，迪倫家族信托每年會捐款收購藝術品，那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廳也是他家捐資的。亞洲部門的繪畫藏品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迪倫家庭信托幫助購買的。亞洲藝術部也得到其他許多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捐款人的慷慨解囊，例如顧洛阜（JohnM.Crawford）、王季遷、唐騮千等等。

　　可能因為大英帝國以前殖民地龐大，從世界各地弄來了許多好東西，那是許多英國博物館收藏的基礎。英國的博物館大都是公立的，展廳、藏品和職位等很少冠名。美國博物館沒有這樣的歷史基礎，冠名吸引捐贈，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何慕文：可以這么說吧。美國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美國博物館大多數都是私立的，都是靠捐贈、門票收入。我們每年的預算是三億六千萬美元，其中只有一千兩百萬來自市政府。我們的館藏主要得益于收藏家的捐贈，或是捐款者幫助收購。

　　我們的收藏原則是爭取拿到某個藏家的整個收藏，這是方教授上任后制定的政策，因為我們知道追求個別藝術品是不實際的，我們的大多數藏品都是一批一批進來的，書畫、漆器、玉器、服裝、紡織品都是這樣。我們會想幾種辦法，有的藏家會捐贈，有的會有出資人來幫助我們承擔一部分費用，例如，幾年前，我們搞過一個水墨畫展，一些參展藝術家愿意把一兩件作品送給博物館。也有出資人愿意從藝術家手中購買一些作品，捐獻給博物館。有時，藝術家和書畫商愿意讓博物館收藏，但他們不愿意白送，所以，博物館可能出一萬，出資人出六萬，書畫商和藝術家七萬就賣了，對藝術家來說，也是很光彩的事，對博物館來說，也出錢買了。幾方面合作，就把這個事情搞定了。出資人也很高興，他們的名字被掛在說明上，這樣大家都滿意。

　　您講到成批收藏到的藏品，能不能舉個例子？

　　何慕文：從館藏來說，青銅器和陶瓷我們沒法與大英博物館比。但我們的漆器不錯，有一對叫FlorenceandHebertIrving的夫婦把他們的藏品捐獻給我們，共有一百多件，1991年，我們辦了展覽，屈志仁（JamesWatt）也編輯出版了畫冊《東亞漆器》（EastAsianLacquer:TheFlorenceandHerbertIrvingCollection）。

　　我們的清代玉器也很不錯。圓明園被燒之后，許多古董流落到北京古董商手上，有一位美國收藏家HeberBishop就收購了一千多件玉器，1902年全部捐獻給了大都會博物館。他希望能恢復清宮的藏品，當然沒有成功。他這一千多件玉器中，沒有一件比明代早，因為當時商周漢的玉器還沒被挖掘出來呢。十九世紀的收藏家根本就沒想到還會有商周的玉器。后來哈佛大學的GrenvilleL.Winthrop收藏到七百多件玉器，都是商周漢三代的，沒有宋元明清。何鴻卿爵士（JosephHotung)的玉器收藏都去了大英博物館。去年我們舉行了一個玉器展，也出了畫冊《為玉癡狂》（APassionforJade：TheHeberBishopCollection）。

　　我們最強的當然是書畫。大英博物館書畫方面比較弱，因為他們早年不看重書畫。他們有一些浙派的作品還不錯。當然他們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這是最重要的。雖然有爭議，但至少可以說是最接近顧愷之的作品吧。

　　能否請您介紹一下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書法繪畫收藏是如何開始的？

　　何慕文：我們藏有中國古代書畫大約兩千多件，但有資格被陳列的只有六百多件。很多早年進入博物館的書畫我們現在認為靠不住，里面有不少偽作，只能當教材，不能被陳列出來。

　　清末民初時，大都會博物館曾委托一位叫福開森（JohnFerguson)的傳教士在中國幫著收購字畫。1913年，他曾賣給我們一百九十三件作品。他自己不懂畫，肯定被北京的古董商騙了，所以，他賣給我們的東西基本上都有問題。他很得意地告訴博物館他收藏到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誰都有了，這當然不可能。所以，這批東西基本上被認為是偽作。現在，我們把這些畫當成教材，是我們學習辨偽的資料。博物館收藏偽作是常事，上海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也有假畫。高其佩說藝術品有十個等級，神品、精品等等，最后一等是送給皇帝的。垃圾就是送給皇帝的。所有的博物館都有這些問題，我們都在學習。現在大家都有檔案照片，有互聯網，比較起來就方便多了。

　　后來，顧洛阜、王季遷等大收藏家的藏品都來到大都會博物館，能請您具體談談嗎？

　　何慕文：東方藝術部的書畫展廳剛剛建成時，我們根本就沒那么多可供展覽的藏品。但當時住在大都會博物館附近的收藏家顧洛阜特別高興，他說：“終于有一個足夠大的空間能夠展示我的個人收藏了。”他后來將個人收藏，總共二百二十七件書畫作品，全部捐贈給了博物館。顧洛阜的藏品主要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收集的，當時，張大千正要搬家去巴西，還要在那里建造花園，所以，張就出售藏品來籌集旅費資金。張大千做假畫太出名了，石濤、八大，他都做過假。因為他自己藏有真跡，所以，他作假非常容易，假的印章和真的一模一樣。張大千的這個名聲導致許多美國的博物館都不敢從他那里買畫。所以，顧洛阜就有機會收購了大量張大千的藏品。后來證明，其中雖然有些偽作，但有三十多件確實是十一到十四世紀的真跡，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顧洛阜不僅僅收藏繪畫，他也欣賞書法，他的藏品中還有米芾、黃庭堅、趙孟頫等人的作品，其中米芾的《草書吳江舟中詩》就是最好的長卷之一。

　　我們的運氣很好，有時候還一舉兩得呢。例如，顧洛阜收藏的《樹色平遠圖》手卷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上有宋徽宗的收藏印，有康熙的收藏章，不得了的作品。此畫原來有個緙絲飛鳥走獸紋的包首，精美無比，非常珍貴。當時我們要重新裝裱這幅畫，也是為了能夠保護這個包首，就把兩個分開了。這樣，兩件藝術品可以一起展覽，也可以分開來展覽，包首作為獨立的藝術品展覽過多次，例如我們曾與克利夫蘭博物館合作舉辦了特展“錦緞如金：中亞及中國紡織品”（WhenSilkWasGold:CentralAsianandChineseTextiles），展出從北宋開始的中國（包括西藏）和中亞的紡織品，這個包首就是主要展品。

　　我們在中國書畫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收藏事件，是1973年，我們從王季遷那里購買了二十五幅宋、元繪畫，其中一半是迪倫家族信托出資負責的。其中有南宋馬遠的《高士觀瀑圖》冊頁、北宋（傳）屈鼎的《夏山圖》。1998年，我們又從王季遷的收藏中得到十二幅畫作，那是唐騮千先生出資為我們收購的，唐先生也是大都會博物館董事會的成員。1999年，方聞教授編輯了《溪岸圖：王季遷家族所藏中國繪畫》（AlongtheRiverbank:ChinesePaintingsfromtheC.C.WangFamilyCollection），其中包括（傳）董源的《溪岸圖》、王蒙《素庵圖》等。

　　和其他重要博物館——例如大英博物館、克利夫蘭博物館、弗里爾博物館的收藏相比，大都會博物館的書畫收藏有什么特色？

　　何慕文：我們的書畫，因為很多是張大千、王季遷等中國收藏大家的藏品——不是外國人收藏的，而是很了不起的中國收藏家收藏的——所以具有鮮明的文人特點，可以代表中國文人書畫的傳統，這是西方其他的博物館不能與我們相比的。例如文徵明的作品我們有三幅畫、一幅字，這在在美國博物館中，是很了不起了。上海有七八十件，我們當然不能比。

　　收藏文物，我們希望有精品，能夠代表藝術家的最高成就。但是我們的收藏范圍還是比較寬松的，我們也收藏藝術家二三流的作品，因為能夠比較全面反映歷史狀況。例如林語堂后代捐贈給博物館的收藏，其中徐悲鴻、張大千的畫可能不是他們最好的作品，但很有歷史意義。

　　我聽說過林語堂的私人收藏都在你們這兒，能請您詳細說說嗎？

　　何慕文：林語堂1936年定居紐約，住處離大都會博物館很近，是我們的鄰居。林語堂和他太太去世后，他的三個孩子就覺得他的收藏，包括張大千、徐悲鴻以及其他一些書法家的作品，最好捐贈給大都會博物館。所以，2005年我們接受了捐贈，2007年，就辦了展覽，展出了他所收藏的四十三件中國近現代書畫，其中有徐悲鴻寄贈給林語堂和他的女兒林太乙的畫。還有張大千送給林語堂和他女婿的畫，里面有好幾幅是畫食品的，因為他倆都喜歡吃中國菜，但住在紐約，嘆息吃不到中國各地的好食材。我們也出了一本畫冊《連接中西：現代文人林語堂》（StraddlingEastandWest:LinYutang,AModernLiteratus）。這批捐贈的作品中有林語堂手跡，還有許多書信，例如《十七帖》，那是1938到1948年徐悲鴻寫的十七封書信，裝裱成長卷。

　　二戰開始時，徐悲鴻請林語堂協助他在美國舉辦一個中國當代畫展，聲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有一封信還特別提到大都會博物館當時的中國藝術部主任AlanPriest。日本轟炸珍珠港時，徐悲鴻正在新加坡，打算上船來美國，但第二天就發生了珍珠港事件，他沒法過來。所以，大都會的展覽到1943年才辦成，其中展出了徐悲鴻的三幅作品。

　　林家的收藏雖然不是張大千、徐悲鴻最重要的作品，但很有歷史價值。而且，徐悲鴻的畫二戰時就在這里展出過，與大都會有歷史淵源。

　　古代書畫的收藏難免會引起真偽的爭議，你們的藏品是不是也是這樣？

　　何慕文：當然。我們曾邀請中國的許多鑒定大家來看畫。徐邦達、謝稚柳、楊仁愷、啟功都來過。我們有的藏畫比較有爭議，例如《夏山圖》，現在我們標明的是“傳屈鼎”，王季遷認為那是燕文貴的東西，方聞教授的研究給出的意見則不同，因為上面有宋徽宗的印章，宋徽宗不喜歡燕文貴的東西，而且方教授認為此畫的風格比燕晚一些，比徐道寧早一些。他倆之間有個屈鼎，他是學燕文貴的。宋徽宗的目錄里也有三幅屈鼎的畫，都是《夏山圖》。方教授覺得如果要掛名字，那還是掛屈鼎最合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件確認的屈鼎的作品。所以，這件也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確定。從理論上來說，至少是屈鼎時代的。

　　另一幅曾經有過很大爭議的是《溪岸圖》。許多專家都寫過文章，上面有張大千的印章，曾在張大千手上許多年，后來他賣給了王季遷，有人看了害怕，覺得可能是張大千做假的東西。所以，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敢百分之百確定，現在的館藏目錄上標明的是“傳董源”。

　　在中國古代書畫上，大都會博物館是否還有些缺項呢？

　　何慕文：在書畫收藏上，十九世紀的我們基本上沒有，二十世紀初年的也很少。例如我們缺少揚州八怪。原因是美國人很少收藏這個時期的作品，王季遷看不起晚清時代的作品，他覺得揚州八怪算不上什么。張大千也是這樣的態度，看不起清代晚期的東西。

　　另外，大英博物館、法國的集美博物館都有非常棒的敦煌的東西。而我們只有一件，一幅立軸菩薩。那還是十多年前從拍賣行買來的。我們這幅當時被留在了印度，被私人藏家所得。藏家的后代通過佳士得出售，我們先問了大英博物館，說有這么件東西，但沒有被斯坦因記載過。如果大英想買，我們當然讓他們。但他們覺得沒必要買，因為他們有更多更好的東西。

　　你們是不是經常與中國的博物館合作辦展？

　　何慕文：我們辦展覽經常與其他博物館合作。例如，前幾年我們辦了個王翚書畫展，因為方教授很看重四王，所以，大都會和普林斯頓都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展覽中大多數是本館藏品，但也從臺北、北京、東京各地借了一些展品。這次展覽的畫冊是《山水清暉：王翚藝術展》（LandscapesClearandRadiant:TheArtofWangHui）。再如我們最近撤展的“秦漢文明展”(AgeofEmpires:ChineseArtoftheQinandHanDynasties），其中一百六十多件展品來自中國的三十多家博物館。

　　上博六十周年紀念時，舉辦了很轟動的“美國藏中國古代書畫珍品展”，從美國借了六十件唐宋元的書畫，其中二十九件是我們大都會的。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都借過我們不少的作品。從1980年開始，我們已經有十八次這樣的合作機會。

　　你們永久性藏品展出的部分占藏品的多少？

　　何慕文：我們百分之九十的青銅器藏品都展出了，我們好的雕塑藏品也基本上都陳列出來了。書畫不能長期陳列，所以，在六百多件可展作品中，我們每次會陳列六十來件，每半年就換一批藏品。現在的書畫展覽是“圖示與言傳”，下一個書畫展是“溪山無盡”，每次都是不同的藏品，策展也是不同的主題。

　　能否再請您介紹下“言傳與圖示”中有趣的展品？

　　何慕文：這個展覽里選的，都是能講故事的中國繪畫，是有敘事內容的。展覽有六十余組十二世紀到當代的作品，分八個展廳，主題有歷史、時序、戰爭、行旅、佛教、儒家、親情、友情等。

　　有趣的展品很多。例如，一幅元李堯夫的《蘆葉達摩圖》，在中國沒有他的記載，只有日本有，這幅畫可能在他搬到日本時就帶去了。

　　再如，元王振鵬的《維摩不二圖》手卷，是一張草稿。后面有王振鵬的很長一段題跋，他的小楷與趙孟頫的非常相似。北京故宮有一幅畫與這幅很接近，他們從前把它當成李公麟的畫，我們這幅出來之后，題跋上寫得很清楚：“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圣旨，臨金馬云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所以，這幅畫是臨金朝的馬云卿的。馬云卿學習李公麟的畫法，有這么個關系。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和這幅有一樣的構圖和內容。這幅畫是一個草稿，要等到皇帝審閱批準之后，再用彩色畫。最后的彩色的成稿沒有流傳下來，但這個草稿就很有意思。

　　這個展覽中，你也能看到我前面說的從福開森那里買來的不太可靠的東西。其中有一幅《歸去來辭》手卷，1913年，福開森把這幅畫賣給博物館，大家都把它當成錢選的畫。后來我們從王季遷那里買來另一幅錢選的作品，品質有相當的差別。所以，現在我們把這件當作臨本，標簽上寫“仿錢選”。什么時候臨的，我們也不清楚，我們就給了元、明兩個時間段。不過，這個臨本還不錯，也很有內容。后面有鮮于樞的《歸去來辭》，但可能是后人配上去的。

　　要說最特殊的，得算關于軍事的那個展廳，那是大都會博物館三個部門合作的結果。展廳居中的是清佚名的《乾隆頭等侍衛占音保像》，此人是新疆戰役中的一位英雄。這張畫很有意思，他的臉是西方畫法，但脖子和衣領處有一個空白，沒被畫過。說明一位畫家畫了臉，其他人畫了服飾兵器，手也畫得不如臉那么好，所以，可能是專業畫家畫了臉，非專業的畫家畫了其他部分。這批畫總共有一百張，都是在同一年里畫的，所以可能是很多畫家的集體創作，曾在紫光閣陳列過。八國聯軍時，這批畫被拿走。在紫光閣的是德國士兵，所以，這批畫有不少去了德國和捷克。我們只有這一幅，是我們從拍賣行買來的，加拿大有兩幅，私人收藏有幾幅，最多的在德國。

　　展覽時，我們從兵器部門借來和這位士兵有關的寶劍、馬鞍等物件。又從印刷品部借來一批版畫，這些版畫是乾隆請郎世寧等人繪畫、后來送往巴黎路易十五的皇家作坊里定做的，描述的是乾隆1755至1759年間平定西北邊陲的戰役，乾隆很欣賞西方的畫法。這三個部門的東西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你們對藏品出處的記錄是否都非常詳細？

　　何慕文：我們盡量詳細記載。過去的藏家是誰，作品的來歷，這些都很重要。標示牌上我們至少要有個來處的署名，是誰捐獻的，或是是通過什么經費買的。我們的作品的檔案也都在網上了。有些資料比較豐富，但許多捐獻的東西，之前的來歷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們還有欠缺的地方。

　　是否每次展覽都會出版一本畫冊？

　　何慕文：我們每次辦展覽都會有一個專題，我們盡量出版畫冊。有時候我們也不都能如愿以償，特別是過世還不到七十年的藝術家，家里的子女意見不統一，我們可能得不到出版的版權。如果藝術家還在世，那就比較方便，他們可以簽字授權。麻煩就是藝術家已經去世了，即使是收藏家捐贈的作品，出版也需要得到后代的批準。這一點，美國法律比較嚴格。

　　國內現在有許多新的博物館，許多新的收藏家。您怎么看？

　　何慕文：國內的有錢藏家太多，我們競爭不過，所以現在新出來的許多東西我們都買不起。有錢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就不一定多。造一個博物館很容易，管理一個博物館就是另一回事了。國內的私人博物館越來越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夠管理好這些文物？所以，我希望國內藏家不只是收藏文物，也要培養專家。

　　2017年8-9月采訪，10月整理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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