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表明，孔子把魯國（國都在今曲阜）作為“父母之邦”，而視宋國（國都在今商丘）為“祖先之國”，一生還鄉、問祖和游歷十四次之多。儒學是中國最本土的文化根基，源于儒學的文以載道，天然地成為漢語詩歌根本的精神質素。春秋戰國時期，商丘文人薈萃，有大量的詩歌產生與流傳，孔子搜集了很多本地的詩歌編入《詩經》。孔子堪稱商丘初創時期詩歌的推動者。
誕生于河南民權的莊子，《逍遙游》“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與超拔的想象力，開啟了后世文人（尤其詩人）“天人合一”的詩思。兩位本土大哲的學說所包含的精神智慧與豐富的語言形式元素，成為偉大詩國堅實而豐厚的奠基，商丘無疑是最直接的惠澤之地。
西漢時期，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苑”。《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有載：“孝王筑東苑，方三百余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于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言下之意，睢陽城(今商丘境內)周圍奢華至極，文人墨客“莫不畢至”，其中就有枚乘、司馬相如等專于漢賦的大家。枚乘引《諫吳王書》《七發》《梁王菟園賦》等，成為梁園及整個西漢文壇的領軍人物之一。寫于梁園的《七發》更是漢賦由楚辭演變而來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標志著漢代散體大賦體制的最后形成，其開創的設客問答形式、鋪陳夸飾的特點，均為其后的漢賦作者所繼承。
司馬相如是西漢中期最有成就的辭賦家，客居梁國數年，給梁園留下了《子虛賦》。正因為有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人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成了歷史上“文學景觀”式的梁園作家群，使梁園辭賦開漢代大賦之先聲，并為西漢文壇輸送了大批人才。故而魯迅稱“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漢以后，誕生于商丘民權而歷仕南朝宋、齊、梁三代的江淹，成為商丘最值得驕傲的詩人。《隋書·經籍志》記載：“《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他既是南朝辭賦大家，與鮑照并稱，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更是一位商丘本土的詩歌實踐者，他從四言詩入手，亦寫過七言詩。但他更擅長于五言詩——在魏晉南北朝崇尚于四言體詩的試驗階段，他的率先實踐既具有天才的顯現，亦擁有詩學的眼光。他是商丘有史以來有記載的真正意義上的詩人。
至唐代，商丘依然有詩的光澤。其中最顯耀的是高適。據李可亭研究，高適“客居宋州（今商丘）達20多年，在宋州創作的詩歌多達69首，其中不乏有關梁苑的作品”。李白從天寶三年（744年）至天寶十三年（754年）客居梁園達10年之久，僅有關梁園的詩篇就有15首之多，且在此留下“千金買壁”的佳話。而杜甫早年與李白、高適同游梁苑，時常登高懷古，吟詩唱和，寫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并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時期。此外，王昌齡、岑參、李賀，宋朝詩人秦觀，明朝名士王廷相、李夢陽等，都曾慕名到梁園懷古。
明末清初，商丘迎來史詩性的文學景觀，那就是被論者譽為“文學主張和創作實績均譽滿華夏”的“名噪全國的文學團體”——“雪苑詩社”。當代小說家班琳麗寫道，侯方域于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與鄉人吳伯裔、吳伯胤、賈開宗、徐作霖、張渭組建起雪苑社，此為雪苑“前六子”。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賈開宗又聯絡宋犖、徐作肅、徐鄰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為雪苑“后六子”。他們集結宴會，評點詩文，廣結名流雅士，他們借雪苑詩社將中原一度打造成文人心目中的詩歌圣地。此時作為“國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開一代之文風，“遠方之士偶得其書者，爭分自抄錄……天下好古之士，無不慕《壯悔堂文集》，而望之若云霄”。
徐作肅是順治舉人，以詩作出名，著有《偶耕堂集》。賈開宗詩先學杜甫，后學陶淵明、韋應物，自成一體。宋犖不但仕途得意，而且詩文著作等身，其詩作與號稱“清代第一詩人”的王士禎齊名。在創作上，他們“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力返風雅之道”。他們的作品，對扭轉明末清初文壇的衰敗之風起了旗幟性作用。
概言之，從文以載道的儒學、莊周天人合一到“梁苑三百里”的漢賦，以及焦延壽的四言詩，成為商丘詩歌文化的源頭；及至高適與李白詩歌，杜甫及其他唐代詩人的梁苑游歷，以及宋代的詞章，建構了商丘深厚博大的詩歌淵藪；南朝詩人江淹開創了本土性詩歌寫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詩社的詩歌成就，都讓商丘文化中的詩歌力量日益凸顯，這必將激勵后學者譜寫當代商丘的新詩篇。（夏漢）
? 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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