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回歸：最美的重逢

　　海口，第三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海外文物回歸成果展展廳。一群身著藍色馬甲的兒童記者涌入，圍觀首次亮相消博會的四尊圓明園獸首，向解說員提出一連串問題：為什么是國寶？怎么回來的？為什么要讓它們回來？

　　“1860年英法聯軍燒毀圓明園，獸首自此流失海外，成為中國文物流失的一個縮影……”小朋友們很耐心地聽著，或許他們還無法完全明白文物回歸的重要意義和艱辛歷程，但至少，他們的心里從小就會貫以“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的感觸。

　　近代以來，眾多文物流失海外，是中華文明之殤。讓流失文物回家，是中華兒女責無旁貸的使命，政府也在不懈地努力。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翁淮南表示，從1949年至今，我國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搶救征集等各種方式，堅定追索流失文物，積極參建文物返還國際秩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萬余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

　　但不能否認的是，無論是外交協商、商業回購、捐贈或持有人主動歸還等方式，國寶的回家之路在未來依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充滿機遇卻又荊棘遍布。

　　艱難與執著

　　本次成果展，保利文化攜保利藝術博物館館藏牛、猴、虎、豬四件圓明園獸首銅像（仿制品），以及數件具有重要文物回流價值、行業影響較大、市場價值高的文物和藝術品與觀眾見面，如明代吳彬的《十面靈璧圖卷》、藝術家黃胄的《歡騰的草原》等。

　　一批又一批的觀展者來到保利展臺參觀四尊圓明園獸首（仿制品），人們對當年購回獸首的種種細節充滿興趣。

　　確實，它們走過一條無比曲折的歸國路。

　　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坐在不遠處，面對著這些回歸文物，平靜的外表下卻有一顆波瀾的心。他是保利文化常務副總經理李衛強。消博會是展示海南自由貿易港貨物進境便利化政策的平臺，進境便利化措施將會利好海外文物回歸。李衛強作為保利海外文物回歸的管理者，自然明白，文物回歸的每一次微小進展都是艱難的。盡管近年來成果與利好不少，總歸仍是道阻且長。

　　外界的觀展者很難認識到，像李衛強這樣的中國人昔日在海外拍賣會上的那種無奈。海外收藏機構占有了那么多的文物資源，賣出一件，立刻又能掏出更大更昂貴的另一件。他們玩弄著市場行情，任意標價是理所當然的。

　　獸首展柜的另一側，陳列著此次展出的清乾隆黃地素三彩折枝花卉雙龍大盤和明晚期銅鎏金青龍護法立像真品。那尊護法立像，高不過30厘米，人物衣裙飄逸、神態自若，據考是來自于道教祭祀場所，可能與明嘉靖帝及后世對道教的尊崇有關。

　　它原屬英國倫敦三大老牌古董商之一的斯佩爾曼（A&JSpeelman）舊藏。斯佩爾曼家族囤積了大量的明代銅鎏金塑像，在市場上的出手可謂穩準狠。

　　2006年，斯佩爾曼在香港蘇富比秋拍上一口氣推出14件明永樂-宣德年間宮廷造像。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樂年施”銘款的大型鎏金釋迦牟尼坐像以1.166億港元成交，加上傭金總價達1.23596億港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貴的金銅佛像。通過這番操作，斯佩爾曼成功把明代塑像的市場價格炒上了天。

　　李衛強說：“中國人對流失文物寄予民族感情。海外古董商了解并且利用這一點去炒作市場熱點。這一點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未變。”

　　探索與嘗試

　　這些年，不時有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提出“商業回購不應視為文物追索的有效方式”——國際市場上中國文物價格一路走高，跟中國文物收藏熱潮有關。有些回購分明是純粹的商業行為，卻硬是與文物追索掛鉤，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這個市場。商業回購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行為，綁架國民的愛國熱情不僅不道德，而且會給通過法律或外交途徑追索文物造成障礙和困難。

　　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過去的日子里，這種手段為我們拯救了大批海外流失文物。

　　新中國成立伊始，鄭振鐸等老一輩文物工作者深思熟慮，通過建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等方式，在國力維艱之時仍為國家追回大批珍貴文物，開啟了流失文物回歸的恢弘篇章——“第一重要的是：先購董源的溪山行旅圖軸。凡從日本來的東西，都應收。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購之可能的，也必須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齊卷等，應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購的大好機會。惟必須十分的機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壞人鉆空子”……字字珍重，句句用心。

　　這絕非易事。

　　消博會上展出的一件西周倗季鳳鳥尊，是由時任保利藝術博物館館長蔣迎春親手接回來的，這一路可謂千辛萬苦。

　　2003年，一位收藏圈內人士告訴蔣迎春及他的同事，聽說海外有人收藏著一件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鳳鳥大尊。商周時期流傳下來的鳥獸型青銅器尊也就幾十件，且絕大多數是獸型尊，鳥型尊極少，鳳鳥造型的更是沒見過也沒聽說過。蔣迎春請人在海外打聽了半年多，終于查訪到了藏主。但藏主拒絕露面。最后經過中間人反復勸說，藏主答應將貨運到香港一家古董店，由古董店作為中間人與保利洽談。

　　在這條路上，為了讓更多文物回歸祖國，廣大中華兒女積極奔走，體現出了團結一致的向心力。有的甚至在花錢購回后無償捐出……

　　如果說購回與贈予，是軟性措施，那么司法訴訟便是硬性手段。備受關注的“章公祖師”肉身坐佛民間跨國追索一案，就是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但民間跨國司法訴訟同樣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文化遺產法研究所所長王云霞教授認為，既然是訴訟，就會有輸贏，結局如何不太好預測。萬一敗訴，下一步再由政府出面追索就很難了。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訴訟，即便判決原告獲勝，但因為被告和文物均不在中國，也很難獲得實質性補償，無法實現追回文物的目的。

　　可喜的是，政府部門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推進海外文物追索。比如，2019年，國家文物局接到舉報，稱一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將于日本進行拍賣。警方調查顯示，這批文物從湖北隨州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盜掘而來，是由實際持有人周某非法出口至日本。中國緊急照會日本駐華使館。經努力，拍賣中止。周某表示無條件將國寶上交國家。

　　對于那些早已流出海外的文物，中國也與相關國家進行雙邊談判與協商，根據法律進行追索。2018年，在國家文物局依據相關國際公約向意大利正式提出返還要求，提供了詳細的鑒定意見和法律依據報告后，米蘭法院作出將796件文物藝術品返還中國的最終判決。

　　每一次激動人心的文物回家，億萬網友總是會用暖心的“歡迎回家”刷屏，表達了對最美重逢的欣喜，更折射出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追索與返還

　　強大的中國是推動國寶回歸最堅實的后盾。

　　我國政府不斷完善追索流失文物的法規制度，團結國內外正義、友好人士，中國力量、中國智慧傾情奉獻，使得文物追索返還工作不斷打開新局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物保護力度、文物追討力度持續加大，成功促成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返還。在國際公約框架下，我國政府與20余個國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簽署雙邊協議，建立合作機制；主導制定反映文物流失國訴求的《敦煌宣言》，堅持呼吁歷史流失文物應回歸原屬國，為完善文物返還國際秩序貢獻中國方案，圓明園虎鎣、秦公金飾片、皿方罍器身、曾伯青銅器等一大批珍貴文物，自歐洲、北美、日本等地重回祖國……

　　推動國寶歸來，需要熱情，更要理性。我們需要做好文物追索的整體規劃，開展國際合作，充分發揮政府間協商、民間人士積極作用，探索多樣化文物追索路徑。

　　對李衛強來說，新的時代有新的使命。

　　當前，保利文化正助力海南打造中國海外文物回歸平臺。他告訴記者，此次保利帶來的兩件文物真品，是特意經由海口海關、國家文物進出境審核海南管理處報關入關做臨時進境展覽的。這次進境也為日后中國海南國際文物藝術品交易中心能夠順利開展海外文物回流工作，做好前期準備。

　　這段表述該如何解讀？兩件文物貨值總計255萬元人民幣。相對于那些高熱度的、動輒價值上億的文物而言，不算昂貴。可以說，保利用它們做了一次文物進境的實驗與演練。實驗結果是：按照標準流程，文物報關進境通常需要15-30個自然日，這次僅耗費了5個工作日。時間縮短意味著給完好地搶救文物加保險，減少有人在某些環節蓄意破壞、調包文物的風險。文物早一天在境內落地，就少一天夜長夢多的困擾。李衛強淡然道：“你很驚訝嗎？這樣的事雖不多見，但確實真實發生過。”

　　現藏于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提梁神面卣，就曾在海外被打了6個孔，僅僅為了辨別其真偽，造成永久性傷害。此外，近年發生的文物非法外流案件中，就有盜墓者將完整的青銅器敲成碎片，運輸出境后再粘貼成型進入交易市場的例子。

　　除了進境便利化，稅率政策也有變化。現行海關規定，文物藝術品入境需繳納的關稅加增值稅稅率約為20%，而文物藝術品的購買單價往往很高。加之香港藝術品交易市場非常成熟，導致國內買家不愿將海外購買的文物運回內地。2021年，國家文物局等六部門聯合出臺《關于加強民間收藏文物管理促進文物市場有序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要積極研究調整促進海外文物回流稅收政策。今年，海南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準備。未來如果封關實現，到海南的文物和藝術品運輸無需納稅，且出入境無限制。

　　提到政策變化，李衛強顯得很平靜。相反，他說起了近年通過外交、法律層面追索找回的文物：“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從發現到追回，只用了五個月。五個月啊！”

　　的確，比起費盡艱辛尋訪流失文物的下落，比起動輒千萬上億的拍賣價格，追索返還文物的成果令人真正地爽快和高興。

　　轉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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