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公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20個入選項目到最終公布的十大新發現，這些考古新發現向我們展示了什么？當談論2024考古十大新發現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意義重大 填補多項空白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距今8-6萬年，處于早期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特殊的飽水環境難能可貴地保存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與動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埋藏一系列國內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證據。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聚落結構，是新時期早期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普遍不明晰的學術背景下，其為研究早期農業社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樣本。
而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則首次發現了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大型“圍壕（溝）”，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這些都為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新的資料，展現了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
這一系列的考古新發現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填補了很多國內的空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看來，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的新發現更是世界級的新發現。
老遺址的新發現
在這次入選的十大新發現里，有一些是此前考古發掘過的遺址。如甘肅臨洮寺洼遺址1924年首次發掘，上世紀40年代夏鼐先生主持第二次發掘，距今已有101年。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等都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持續研究。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表示，考古是科學研究，尤其大遺址的新發現往往是長期研究的積淀。以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為例，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調查，70年代又系統發掘，持續半個多世紀。過去發現大量零散西周遺跡，但缺乏系統認知。近年重要突破在于運用聚落考古理念，揭開了周原的布局——不僅發現西周時期三座城垣，更找到先周時期大型遺址。“這如同綱舉目張，將數十年積累的零散遺跡串聯成完整圖譜。有了這張圖譜，過去零散發現都被激活了。新成果往往能帶動舊發現的重新解讀。”
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運用也讓每項考古走深走實。“比如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過去推測是家族墓地，這次通過DNA研究證實了幾代世系和婚姻關系，讓推測變成實證。原來模糊的定義現在可以精準界定，這是多學科結合在新時代的深化，更好地解密歷史問題，這也是未來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
進一步實證夏商文明
夏商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關鍵階段。其中較為成熟的王朝國家形態，正是在夏商更替這一階段形成的。北京聯合大學校長、教授雷興山表示，此前夏商考古與夏商文明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毋庸諱言，關于夏商王朝的國家形態、文明形態及歷史細節仍存在大量空白。因此亟需國家層面的有組織科研，亟需更多實證材料與歷史細節來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
這次入選的新發現里有兩個與夏商有關。一個是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盤龍城遺址不僅是商代早期重要遺址，也是夏商王朝在長江沿岸最早建立的政治中心，是探索長江流域早期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的考古可謂是“十年逐一城”。此次新發現極大擴展了以往對城市聚落布局的認識，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階段性變遷，并由此展現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經略歷程。而發現的鑄銅手工業作坊，更新了過去地方城市不能生產青銅禮器的認識。盤龍城遺址還首次從考古學證據明確夏商時期長江中游水位變化趨勢；首次發現長江流域夏商時期石構遺跡，進一步表明盤龍城城市聚落的復雜性和突出規格。
“特別是此類石構建筑為長江中游夏商時期遺址中首次發現，其巨大的體量和建設所需的人力、物力凸顯了楊家灣地點在整個遺址的重要地位，也表明盤龍城所具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雷興山說。
而在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發現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規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處遺址中發現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見三代面積最大者。兩座宏大的城門，填補了以往發現的闕如。東周遺存的發現與美陽地望的確認，也是戰國考古的重大收獲。
“說起中原歷史，大家可能認為與夏商無關，實則不然。商文化分布最西端可達周原遺址，這里發現的商文化遺存表明，周原地區在商周之際已是重要文化交匯地。先周文化探索歷時百年，盡管傳統觀點認為中原是周人發源地，但一直缺乏實證。直至近年考古發現，才確認周原確為古公亶父遷徙之地。這堪稱先周文化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雷興山說。
此外，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發現，特別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國族名等諸多首次發現，豐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學。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今年入選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不僅為該地區文明演進提供了重要證據。而且也表明中原文明發展的同時，邊疆地區也以同樣節奏開啟了文明進程，且與中原存在密切聯系。”四川大學教授霍巍說。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的新發現是近年來西藏考古新石器階段最重要學術突破，發現了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距今4800-2000年）也最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決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階段的文化格局問題。
瑪不錯聚落演變脈絡清晰，各時期的聚落布局和遺跡類型自有特點，不僅填補了高海拔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西藏新石器階段聚落考古與社會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豐富的一批資料。該遺址考古工作結合多學科研究，在古DNA，古人類學，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方面實現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類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態位活動的高原適應性、復雜性和連續性。
已發掘六年的新疆喀什的莫爾寺遺址，完整揭示了佛教初傳階段的寺院布局演變。第一期（1-3世紀）呈現典型的印度塔院式布局，第二期（4世紀后）在保留塔院基礎上，出現了中原風格的殿堂配置，展現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布局交融。專家表示，莫爾寺遺址正好處于佛教初傳階段（約公元1世紀），其布局演變清晰展現文化融合：早期為印度式塔院結構，晉代以后逐漸融入中原寺院格局。這種并存與交融，為佛教中國化提供了重要實證。
“中華民族統一性、連續性、創新性、和平性、包容性的特點，正是通過邊疆考古得到印證。邊疆考古雖起步晚，但在國家支持下取得長足進步。”霍巍說。
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的“滇王”傳說，因滇王金印的出土得到印證。霍巍認為，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的突破在于證明了西漢王朝在滇池區域實施的是“郡縣制與土官制”并行的治理模式，這種靈活的管理方式非常有效。
“河泊所遺址的發現，確認了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三重城墻、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商業區規劃、道路水網系統，加上出土的大量‘滇王與益州太守’往來的封泥和簡牘，都將《史記》《漢書》記載的西漢設置益州郡的歷史坐實。”霍巍說，此外，出土的漢代官方文書既印證了文獻記載，更填補了漢代基層治理的研究空白。過去對“郡-縣”一級比較清楚，但“鄉-里”層級缺乏實證。“通過這批簡牘，我們首次看到完整的“郡-縣-鄉-里”管理體系。”
考古者的腳步叩問大地，在千年塵沙中打撈星漢燦爛的文明圖景。這些考古新發現從舊石器時代到夏商文明，從中原地區到邊疆地區，從器物到文字，從遺址到群落，我們看到不僅僅是一幅展開的中國歷史長卷，更看到了中華民族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從燦爛的歷史中走來，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向未來。（記者 成琪）
轉自：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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