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家犬究竟何時出現？出土于河北南莊頭遺址、距今1萬年的家犬骨骼，為這一問題提供了關鍵線索。經科學分析確認，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家犬遺存，目前該標本被珍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的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中。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收藏10萬余件標本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介紹，該標本庫包括“中國古代動物標本庫”與“中國現生動物標本庫”兩個部分，收藏著全國26個省份121處遺址出土的古代動物骨骼標本，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具有重要科研與收藏價值的現生動物標本，共計10萬余件。
“其中，中國古代動物標本庫現擁有國內最大規模的標本收藏體量、最廣泛的時空覆蓋范圍、最完整的譜系體系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種群樣本，其綜合實力與學術價值已獲學界公認，穩居‘國內領先、世界一流’的地位。”呂鵬說。
每一件標本都有著清晰的歷史印記：河南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家豬遺存，是目前已知中國乃至歐亞大陸東部最早的家豬遺存；青海喇家遺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家養綿羊遺存，印證著牧業經濟的起源脈絡；河南山臺寺遺址出土的距今4500年、中原地區最早的家養黃牛遺存，成為先民開拓創新先進生產力要素的重要物證……這些珍貴的遺存，無不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信息。
“別小看這些動物標本，它們能為我們搭建起‘動物演化—經濟模式—社會文化’的立體研究框架，每一根骨頭里都藏著一段塵封的真相。”呂鵬說，“比如喇家遺址出土的一根不足4厘米長的羊骨，就承載著喇家先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古老智慧。通過對這根羊骨的深入研究，我們得以復原出先民與動物相伴的生動歷史圖景。”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的建設進展背景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于2025年啟動的中國科技考古資源標準庫建設項目。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在全面性、系統性、代表性及科學文化價值上已經達到全球領先水平，通過多學科合作研究和闡釋，為中華文明研究提供了關鍵科技考古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說。
創新田野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新范式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是距今1300年的吐谷渾王室墓葬，因曾遭盜掘與自然侵蝕，墓中文物散亂破損、脆弱不堪。
面對這一難題，研究團隊通過“精細化發掘+同步保護+復原研究”的一體化工作新范式，從2022年到2025年的4年間，成功拯救及復原了甲胄、漆器、金屬器等珍貴文物。
“墓中混雜堆積的銅甲片與髹漆甲片，出土時毫無組合關系可循，稍一觸碰便可能碎裂。我們采用‘化整為零、聚零為整’策略，分層清理、提取、保護，對每一片甲片進行精細梳理，通過三維掃描記錄甲片的原始空間信息，掃描電鏡和超景深顯微檢測分析甲片加工工藝和成分。”實驗室考古方艙研究實習員郭正臣說，“最終成功模擬復原出國內出土相對完整的唐代髹漆馬鎧甲。一同復原的還有國內考古出土的唯一唐代金甲實物：鎏金銅甲。”
面對碎成近千片、銅基體酥粉且變形嚴重的銅釜，在傳統修復的基礎上，研究團隊啟動了一整套系統的科技診斷方案，從考古發掘現場就對其進行整體提取，在實驗室內又像拼立體圖形一樣，把上千碎片逐一比對、拼合，最終讓這件口徑逾90厘米，器形宏大、帶有濃厚民族風格的大銅釜恢復了完整原貌。
瀕臨解體的木胎髹漆盤，經分析研究確認為金銀平脫工藝，彰顯了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藝和極高審美。盤內殘留的葡萄籽，更成為絲綢之路青海道跨區域貿易繁榮的直接佐證。
“從凌亂、破碎、糟朽的殘片到完整器物，從孤立遺存到文明脈絡，這場跨越千年的文物守護，不僅讓2018血渭一號墓的歷史價值充分彰顯，更是踐行文保工作新范式的成果典范。”郭正臣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韓建華表示，2018血渭一號墓的實驗室考古，是高原田野考古的成功延續，通過多學科的通力協作，清理并及時有效地保護、修復了脆弱質文物，為深化認識青藏高原的喪葬禮儀、民族交流融合等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
妙手解開扎經染色歷史之謎
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紡織考古實驗室研究團隊在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開展紡織品應急保護工作，于墓室北側2號室發現一塊扎經染色織物殘片，并通過“發掘”“套箱”“剝離”“清洗”“加固”“拼對”等過程對其本體進行保護。
正是通過對這片小小織物殘片的科學分析，確立了中國作為扎經染色這一世界性古典紡織技術主要發源地的歷史地位。
長期以來，國際學界對扎經染色織物的歷史源流始終存在分歧。在對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扎經染色織物殘片研究中，研究人員通過碳十四測年與樹輪校正雙重驗證，確認該織物織造年代不晚于公元750年。這是迄今國際范圍內經科學檢測認定的、年代最早的扎經染色織物實物，填補了中國在此類染織技術早期物證上的空白。
織物的原料來源地是哪里？研究團隊通過顯微結構分析、染料成分檢測等科技手段識別織物中含有的川黃檗等具有地理標識意義的染料成分，并與文獻互證，最終確認扎經染色織物的主要原料來自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殘片即史籍所載之“斑布”。
依據相關史料記載，“斑布”作為土貢由四川等地運往都城長安。研究團隊確定了該織物殘片所處的時空坐標，實證了扎經染色織物的原生配方源于我國四川盆地及周邊區域。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紡織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劉大瑋表示，通過對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扎經染色織物的研究，糾正了國際學界“扎經染色織物印度源頭論”的認識，揭示了唐代土貢制度影響下，絲綢之路貿易網絡運行軌跡。
明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
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中心地區之一。1萬年前，生活在華北地區的先民就開始種粟和黍，其后，這兩種本土馴化谷物，逐漸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以粟黍種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成為黃河、西遼河等地區早期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生業基礎。然而，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仍不明朗。
在此背景下，研究團隊聚焦中國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關鍵遺址，開展了包括碳十四測年、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在內的多學科合作研究，系統總結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3個關鍵時間節點。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陳相龍介紹，冀北山地河北四臺遺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房屋測年結果顯示，距今1萬年前后，該地區已出現定居或半定居聚落，這與本地區的北京東胡林遺址粟、黍的利用時間高度吻合，不僅證明定居生活與早期農業的共生關系，還為“北緯40°附近的冀北山地可能作為旱作農業起源中心”的假說提供了數據支撐。
通過對內蒙古興隆洼和興隆溝遺址出土人骨的碳十四、同位素測定及定量分析證明，距今7800年—7500年，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社會已經形成。
遼寧馬鞍橋山、河北鄭家溝等遺址的同位素數據進一步揭示，距今6200年—5000年，紅山文化核心遺址先民食物中，粟、黍占比提升至80%左右，反映了旱作農業生業方式不斷發展的歷史趨勢。
陳相龍表示，本次公布碳十四測年、同位素等科學數據的階段性成果，展示了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從生業基礎的角度為闡釋中華先民創造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歷史過程提供關鍵的科技考古實證。
考古發現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楊梅古樹
中國最早的楊梅古樹生長在哪兒？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研究員王樹芝等研究人員，通過對浙江施岙遺址古樹遺存進行科學分析，確認其是國內已知最早、最明確的楊梅樹種記錄，同時確認早在良渚文化時期，楊梅就已納入先民的食物構成，食用歷史可追溯至數千年前。
該研究采用樹輪年代學、碳十四測年、木材解剖學和熱裂解/氣相色譜－質譜聯用等科技手段，對在施岙遺址西南角發現的兩段并排分布的樹木枝干進行了科學研究。
據王樹芝介紹，根據地層關系和出土陶片，考古隊員認為這兩段古樹枝干是良渚文化時期的遺存。為提高測年精度，研究團隊首先為古樹遺存樹盤進行樹輪定年，之后取3個樣品組成系列樣品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最終測得出土古樹年代約為公元前2520年，屬于良渚文化時期。
問題接踵而來，出土古樹是何種屬？研究人員對古樹遺存進行了木材解剖學觀察，并與遺址周邊現生楊梅木材解剖結構進行對比，鑒定為楊梅屬。進一步通過科技手段檢測發現，古樹樣品檢測出13種主要化合物、現生楊梅木材樣品檢測出12種與之相同的化合物，二者的化合物組成幾乎完全相同，指向同一樹種，從而將古樹遺存從“楊梅屬”鑒定到“楊梅種”。
“楊梅屬有楊梅、毛楊梅、青楊梅等種。其中，楊梅在我國分布廣泛，分布于浙江、江蘇等地。我們鑒定到‘楊梅種’，不僅證實了楊梅的悠久歷史，還確認了浙江是楊梅的起源地之一。”王樹芝說。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趙志軍表示，楊梅樹與古稻田構成水田生態景觀，顯示良渚文化時期寧紹平原先民存在多元生業經濟，為全面認識先民食物構成與生業經濟提供了資料。
揭秘中國距今5000年的水利設施
中國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設施是怎樣的面貌？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研究員、數字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劉建國的“我國史前治水研究”給出了答案。
“通過研究確認，早在5000年前，中國史前先民就已經從家庭式的挖掘水塘蓄水灌溉、修筑圩垸治理洪澇開始，逐步聯合起來因地制宜地修建規模復雜的水利設施，用于雨季防洪和旱季灌溉，以應對復雜的氣候變化。”劉建國說。
當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土壤肥沃、雨水充沛，但初夏時節的連續降水，容易形成洪澇災害，夏秋農作物生長季節又常出現干旱天氣，影響了農業種植。為在這片土地上扎根發展，史前先民掌握了當地的氣候規律、水源分布，精心選擇適合居住和水稻種植的地域，主動整治、管理、調配水利資源，有效抵御局部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據劉建國介紹，“我國史前治水研究”創新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拍、遺址三維重建、激光雷達掃描、空間模擬等前沿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田野考古成果與區域數字高程模型等數據，從防洪、灌溉等角度提出良渚古城外圍、江漢平原等史前聚落治水模式，揭示先民掌握氣候、水文特征，合理整治管理水資源以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人地和諧。
“本研究厘清了江漢平原治水普遍模式，發現多處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設施，是近年來科技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劉建國說。
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表示，“史前治水研究”不僅為多學科融合考古研究積累了成功案例，也為后續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趙曉霞）
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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