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文物領域重量級人物就“文物能否資產化”的兩篇文章在圈內引起軒然大波，贊同與否定的觀點針鋒相對，套用《哈姆雷特》劇中的一句臺詞簡而概之：“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雙方在強調文物保護重要性的同時似乎都揪住一點不及其余，令我等“吃瓜群眾”越看越糊涂。如果從今天之文明即是明天之文物的角度，我們不妨靜下心來整整衣冠，看看現實生活中，我們能為未來提供什么樣的文物，畢竟“實踐真理”的討論，已經跨了世紀。
毫無疑問，中華五千年文明成就了“文物大國”的美譽，改革開放的大潮在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使更多文物面世，異彩紛呈、琳瑯滿目，這從我國每年舉辦的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中可見一斑。這些文物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基因和歷史信息，其意義自不待言。如何對待這些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動文物，現狀卻是五花八門。撇開成效不談，不可否認的是，有一些地方存在著保護不力或開發過度的亂象，導致一些古建筑、古遺址殘破不堪、寒蟬凄切，甚至是傷痕累累、面目全非，如果僅僅將文物保護與利用的亂象歸之于是否資產化的緣故，顯然牛唇不對馬嘴。
誠以為，文物的保護與利用，是矛盾的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統一。好比一間房屋，人聲嘈雜和空無一人都不是正確的打開方式，古人云“規矩備具，而能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矩之外”，這個規矩，說白了便是對“度”的把握。所謂“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唯有找到保護與利用的平衡點，文化傳承這個“大義”才能有裊繞不斷的香火。按照這個標準，文物的資產化運營，不過是提供一條可能的途徑，將之界定為唯一手段未免以偏概全，而將之斥為“大逆不道”則又失之偏頗。
放眼世界，很多國家都將文物保護及利用列入可持續發展的體系之中，如美國的國家公園制度、意大利的等級保護網絡及使用機制等等，其共同特點是政府投入多、社會參與廣、分級保護與利用體系完善，同時具有完備的立法和教育理念。可以說，在保護中利用和在利用中保護，首尾相顧恰恰是現代文明的標志之一。
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不可移動文物達7.6萬余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96處，這些獨特的人文資源，既是一筆龐大的文化遺產，也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豐富和改善民生的助推器。“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依托文物資源積極發展旅游、特色農業、文化創意等產業，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這也是經濟新常態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文化及文物的多樣性告訴我們，不問青紅皂白地突出文物的商業屬性，或抱殘守缺地強調文物的歷史價值，才真真是文化傳承的無妄之災。（寇勇）
原標題：文物資產化，非得針尖對麥芒？
轉自：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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