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并非管仲所著

　　《管子》并非管仲所著

　　《管子》是先秦時期的一部巨著，書名來自管仲，但并非出自管仲之手。山東理工大學教授、齊文化研究院副院長鞏曰國表示，《管子》一書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一般認為它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地管仲學派代代累積的文章匯總，其中既有管仲思想的記錄與發揮，也有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和運用。“《管子》雖不是出自管仲之手，但與管仲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管仲的治國方略與思想，就不可能有《管子》的出現。”

　　管仲輔佐齊桓公“匡天下”

　　鞏曰國表示，要了解《管子》這部書，需要先從管仲談起。

　　從史料記載看，管仲生年不詳，于公元前645年去世，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潁上人，即今安徽潁上人。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賢相之一。

　　管仲據說是姬姓貴族之后，不過出生時家世已經衰微。年輕時，管仲曾做過商販、當過士兵、任過小官，但都不太成功。“管鮑之交”的故事為人所熟知。這期間，管仲和鮑叔牙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鮑叔牙的理解和支持給了他莫大的安慰。管仲和鮑叔牙合伙經商，分錢的時候多拿，鮑叔牙不認為他貪婪，知道他是因為生活貧困；管仲多次謀求做官，但每次都被國君驅逐，鮑叔牙不認為他沒有才能，知道他是還沒有遇到合適的機會；管仲在戰場上多次當逃兵，鮑叔牙不認為他膽怯，知道他是因為家中有老母需要奉養。管仲深情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后來，齊桓公任命管仲為相，尊為“仲父”，讓他主持齊國政務。管仲在齊國任政后，面對的是齊襄公內亂留下的一個爛攤子，困難重重，百廢待興。他繼承姜太公的治國方針，圍繞著“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目標，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通過劃分和整頓行政機構來把齊國變成上下內外、中央地方相一統的行政整體；在軍事方面，把保甲制和軍隊組織緊密結合在一起，加強軍事訓練，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經濟方面，則發展農業生產，倡導官府對于制鹽和冶煉的控制和開發，并積極發展商品流通。管仲的這些措施使齊國國力大大增強，為齊桓公成就霸業奠定了基礎。正是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

　　對于管仲的功業，孔子曾高度評價，《論語》中記錄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并認為“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發，衣襟左開，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這充分肯定了管仲“尊王攘夷”，維護華夏文明的貢獻。

　　管仲能夠建立不朽功業，原因當然很多。知己鮑叔牙的理解和幫助，國君齊桓公的寬容與信任，都是重要因素。不過，管仲成功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通達務實的人生態度。司馬遷評價管仲為政“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正是通達務實精神的具體表現。管仲通達務實的精神以及以此為主導的治國方略成為管仲學派的思想源頭，并且反映在《管子》一書中。

　　各家理論匯集而成

　　鞏曰國表示，關于《管子》的作者，最早人們認為是管仲。后來人們逐漸認識到它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近些年來，學界傾向于《管子》是管仲學派的著作。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為《管子新探》所寫的序言中說：“秦以前古籍，稱‘某子’者，常是一個學派歷代流傳的作品，《管子》自不例外。”管仲傳奇的人生經歷和不朽的功業，受到世人的景仰和推崇。管仲身后，從春秋到戰國，齊國一直存在著尊崇管仲的風氣，人們傳承發展管仲的思想和治國方略，逐漸形成管仲學派。這一學派搜集整理管仲的言行事跡，總結并發展管仲的思想，最終形成了《管子》這部巨著。

　　管仲學派崇拜管仲的功業和人格，服膺管仲的思想。搜集管仲的有關歷史資料，總結管仲的思想學說，是學派成員首先要做的工作。管仲在齊國為相40余年，他的言行事跡和治國方略，自然會被史官記載。此外，管氏家族的長期延續，使管仲的思想、事跡和有關傳說能夠在本家族內部世代流傳，并通過各種途徑向外傳播。早期管仲學派的成員，根據史官和管氏家族記載和保存的資料，對管仲的思想、事跡進行總結整理，形成了《管子》書中最核心的內容。

　　戰國時期，列國爭雄。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齊閔王的前期，再一次進入鼎盛期。齊威王銳意改革，使齊國面貌煥然一新；齊宣王仰慕齊桓公的霸業，有著稱霸天下的志向；齊閔王時齊國成為東方六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一度和秦王并稱“東帝”和“西帝”，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在這種背景下，運用和發揮管仲思想，探討霸王之道，設計大國體制，為現實政治服務，成為管仲學派的重要課題。《管子》中的大部分篇章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齊威王、齊宣王時期，也是齊國文化發展的興盛期，稷下學宮在這一時期達到鼎盛。《史記》中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復盛，且數百千人。”稷下學宮匯聚了來自各地的優秀學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學派。這些學者在稷下學宮著書立說、自由議論、相互辯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學術思想交流的中心。

　　鞏曰國認為，在這種環境中，管仲學派的學者們很容易受到其他學派的影響。他們在總結發揮管仲思想的同時，必然會廣泛吸收其他學派的學說，并且用當時流行的概念術語進行表述以適應時代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管子》書中能夠看到各家學說的蹤跡，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兵家的，也有陰陽家、農家以及黃老思想。不過，管仲學派的學者們吸收各家理論并非不加選擇，他們吸收的都是與管仲的思想和理念基本一致的學說。和管仲思想完全不同的學說，如名家的詭辯理論，楊朱、莊子一派極端強調自我價值和追求絕對精神自由的思想，在《管子》中就看不到蹤影。”

　　自成一家，并非雜湊之書

　　鞏曰國介紹，經過管仲學派的代代累積，戰國末期，《管子》一書已經形成并廣泛流傳。韓非子多次稱引《管子》的文句，并說當時“藏商、管之法者皆有之”。從戰國末到西漢，《管子》廣為傳播并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這一時期《管子》還沒有定本。“我們今天見到的86篇本《管子》，直到西漢末年才由劉向編定。”

　　《管子》全書字數約14萬，是《論語》的10倍，《老子》的近30倍。《管子》內容之豐富，涉及領域之廣泛，很少有其他諸子著作能與之比肩。以傳統學派而論，它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農家等派的學說；按現代學科劃分，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戴濬的《管子學案》中說：“其書并蓄兼包，舉凡九流之奧義，兵書、術數、醫家之要旨，靡不道及。……誠百家之匯總，子部之淵藪。”羅根澤在《諸子考索》中說得更為具體：“《心術》《白心》詮釋道體，《老》《莊》之書，未能遠過；《法法》《明法》究論法理，韓非《定法》《難勢》未敢多讓；《牧民》《形勢》《正世》《治國》多政治之言；《輕重》諸篇又為理財之語；陰陽則有《宙合》《侈靡》《四時》《五行》；用兵則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則有《地員》；《弟子職》言禮；《水地》言醫；其他諸篇，亦皆率有孤詣。各家學說，保存最夥，詮發甚精，誠戰國秦漢學術之寶藏也。”

　　鞏曰國說，“在《管子》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農家等派的言論，還可以考見兵家和醫家等派的學說。因此《管子》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正因為“百科全書式”的特點，《管子》到底屬于諸子百家中的哪一家，一直爭議不斷。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總結戰國秦漢學術為六類：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和方技。其中，諸子又分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十家。《管子》最初被列入道家，后來又被列入法家。近世以來，又有學者認為《管子》應歸入雜家。《管子》雖然保存了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但并非雜湊之書，不能看作是雜家著作。哲學家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說：“《管子》書雖然內容較雜，但還是有主導的思想。”“《管子》書表面上類似雜家，而其主要部分事實上是自成一家。”《管子》雖然包含眾家學說的資料，但并非雜湊之書。它有一個貫穿全書的主導，那就是管仲的思想與治國理念。

　　轉自：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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