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課堂》劇照
“曾經過年票緊張，坐綠皮火車，沒有座位，在過道里蹲了一晚上，同在一起旁邊是一個干瘦的老頭，坐在自己的蛇皮袋上，里面是棉被，五十多歲起來像七十歲的人，粗糙的手指頭纏著一小塊紗布，滲著暗紅血漬。他沒有手機玩、也不抽煙，旁邊是烏煙瘴氣的煙草味道和來來往往的呵斥聲，只是默默地沉思狀態，我攀談起來，問他是哪里人，他說他是邵東的，以前是老師，民辦教師，教了三十年的書，后來沒得教了，只好跟村里人出來打工，搞鐵路護坡。那一刻，我肅然起敬，心里非常難受，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的話，我肯定會是他的學生，他也會是我的老師，一個威嚴的老師，透過他面部輪廓，能想象他拿著教鞭在教室里踱來踱去、扯著長長的聲音背誦古詩詞的樣子……我覺得我要他把寫進我的電影……電影《一個人的課堂》創作緣起。”
導演李軍林在微博中這樣寫過他創作《一個人的課堂》的初衷。
1月16日上映的電影《一個人的課堂》，在院線一眾國內外大片的夾擊中，幾乎算得上是悄無聲息。而影片直面鄉村代課老師、留守兒童和老人的問題，卻讓不少關注這些社會現實的人自發組織起來，舉行了上千場的包場行動，從上映第一天排片量不足幾乎為0，到20天之后（1月26日）排片量達到0.02%。
《一個人的課堂》溫州站的放映現場。
不想煽情，只想讓更多人認識這群教師
除了火車上的老人讓他動容，《一個人的課堂》承載了太多李軍林個人的情感和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觀察。
李軍林生長在湖南衡陽的農村，上的學校就是電影里破落的樣子。“從小我的老師都是代課老師，沒有幾個是正規師范畢業的，一教教了幾十年。讀書的時候也沒覺得哪個老師不好。”后來教育改革，很多老師被清退。李軍林的姑父，一位代課多年的老師遭遇了和電影里的宋文化一樣無奈的待遇。
李軍林還記得，那時候很多代課老師總是在打報告，希望要轉正，最后都石沉大海，“我就是想為他們寫點東西，想為這群人做點事。他們順應了一個時代的需要，奉獻了自己的年華，最后又退出歷史舞臺，很多人最后連退休工資都沒有，沒人記得他們。”
既然寫到鄉村生活，李軍林還想多表達些什么。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他說，“寫劇本年輕氣盛，哪怕投資一萬元，也想把我看到的生活都寫進去。”
“孩子怕老師不來，老師怕孩子不來。”這是電影里令人心酸又有些黑色幽默的地方。包括宋文化的老婆，總是操著一張利嘴從現實的角度給宋文化潑冷水，哭笑不得間卻也讓人感慨這個農村婦女說的盡是“大實話”。
《一個人的課堂》海報
李軍林說，電影希望呈現的農村和城市問題的矛盾，而很多矛盾聚集在農村里面。“農村養老問題、教育問題，要把這個矛盾體現出來。那時候很有創作野心，就是想通過一個鄉村學校把這這些現象集中在一塊。”
包括電影中很多村民的狀態，農民之間質樸又親切的情感紐帶，也是李軍林對農村的記憶。電影里一場宋文化夫婦跑到村口小賣部接城里女兒電話的戲，就是李軍林父母的真實狀態，“他們會趕緊把話說完，生怕我花錢。”
李軍林說，整部電影濃縮的，正是他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對于鄉村的經驗，“每一句臺詞都有根據。”開拍之前，他走了云南、貴州等五個省，做了許多調查，看代課老師和孩子的狀態。他還在網絡上加了許多鄉村代課老師群，天天跟他們聊天。“那時候他們的工資在最窮的地方是一兩百塊人民幣，最多的廣東地區是1500元，各種狀態都在電影里體現。”
小成本之作靠微博私信打動孫海英
李軍林自己的導演之路也頗有意思。
農村的孩子，學電影拍電影都并不容易。
李軍林中學開始學畫畫，最初的理想是想“當個梵高一樣的畫家”。讀完中專，家里讓他出去賺錢，他就跟著人跑去云南做廣告，業余時間還有求知欲的他，喜歡泡在圖書館。“你肯定想不到，西雙版納這樣偏遠小城的圖書館，居然有好多電影的書籍，我在圖書館看了一年，特想學導演。”于是李軍林又去北京電影學院報了個進修班。從2006年開始準備拍《一個人的課堂》起，李軍林一面大量看書，一面在北京電影學院到處蹭課，做了五年的“旁聽生”。
從2006年到2011年的五年時間里，李軍林一邊寫劇本，一邊找投資，他把自己拍廣告攢的積蓄都投了進去。制片人是做礦的，完全不懂電影，被李軍林的精神和劇本內容打動，也愿意支持他。
李軍林要當導演的選擇，讓父母家人覺得“匪夷所思”，“我們家的人老覺得我沒賺到錢。小時候他們覺得我很厲害，讀書也好，以后肯定有出息，怎么現在越混越差。說身邊的人都賺到錢了，我還沒個正經工作。”
拍完電影后，李軍林也帶著片子回老家放了一次，“村里人覺得跟他們的生活都一樣，覺得沒什么意思。”
《一個人的課堂》劇照，孫海英飾演代課教師宋文化
熟悉的生活場景里，最讓鄉里鄉親們感興趣的，大概是影片請到了著名演員孫海英來挑大梁。這讓李軍林自己一開始都覺得意外驚喜得不行。他早在寫劇本的時候就意屬孫海英，“他是那種又嚴厲又溫柔的人，很像我以前的老師。鄉村教師總不能是陳道明、陳寶國那個樣子吧。”李軍林寫完劇本后，通過微博私信聯系孫海英。
孫海英讀過劇本后十分感動，還主動關心電影現在資金是否落實，聽說已經找到投資，他主動提出“趕緊把合同先簽了”。
孫海英在首映式上也說了些十分動情的話，“以前，我說話過于尖銳，傷害了很多人，實在對不起大家！以后我一定注意！電影《一個人的課堂》，是表達我們對農村教師的敬意，可是這位教師的最終命運是到城里打工。有幾個對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尊敬過？有沒有不尊重？說實話，你視而不見的，你瞧不起的人中，就一定有一位農村教師！”他還說：“我擦著眼淚看完，這是我嗎？我不配跟這老師對等……”
電影著重表現了孫海英飾演的宋文化做了36年鄉村教師，最后一段時間，學校里的學生從5個減少到0個。鏡頭里的人和景是灰突突的，這是李軍林心目中鄉村。情節上沒有大起大落，人物關系也相對簡單。
《一個人的課堂》劇照
李軍林說，很多導演拍處女作的時候會想盡量展示自己，“我拍的時候就比較克制，沒有宣泄，沒有批判，我的觀點就是要隱藏導演，隱藏技術，讓觀眾看到簡單的故事，關注人物自身的命運和狀態。而且這個問題不是單方面的問題，是復合型的社會問題，讓每個觀眾自己去想。”
因為涉及到一些現實問題，這部2012年拍攝完成的電影，中間也經歷一些波折，刪減了一些情節，包括結尾部分。原本李軍林的設計是離開鄉村來到城市打工的宋文化爬下了陰井蓋的下水管道，而如今的版本里，通過后期“倒放”將鏡頭內容改成了宋文化從井里爬出，背景是城市的一片繁華。包括最后片尾字幕對影片立意的落點，都讓李軍林感到遺憾。
于是他對自己也對觀眾說，“不要在意結尾了。生活就是這樣的，生活在繼續，大多數時候也沒有什么結尾。”
從零排片到多城自發包場點映
這樣的小成本制作，根本沒錢做宣發。1月16日這個上映日期，是李軍林看來最近上映電影最少的時間，就定了這個日子。而電影院幾乎沒有給任何排片。
他自己想了土辦法，在微信里拉群，把想看這部電影的觀眾們統一起來。又試著把群的二維碼公開，發在朋友圈，愿意看的就會掃碼進來，沒想到這樣的掃碼進群包場看電影形式，就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我覺得這也是前無古人了吧，看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在群里我自己能看到反饋，大家都沒有說看完后悔的。”
李軍林說，這樣的方法一開始純屬無奈，“電影院的片子特別多，院線經理不排片，片子就會被退回去。我就想讓經理們把硬盤多放幾天，不要拷都不拷直接退回來。”
在合肥的孔維釗律師一直致力于兒童保護的工作，因為工作原因，他很早就關注到有這樣一部電影。但真的等到上映，他的城市完全找不到排片。“我就到當地電影院去問，他們說沒有這部片子。我就特別生氣，說既然上映了我們就有權利看到。”電影院又說，覺得沒人看，就沒排。孔維釗就在當地自發組織起包場觀影，希望用自身的力量對院線排片的“霸王條款”說不。
長江平民教育基金會主席、學者聶圣哲通過朋友圈了解到這部電影后，自發加入了宣傳電影的行列，在蘇州獨墅湖影劇院牽頭包場為《一個人的課堂》辦了個展映電影周。
《一個人的課堂》電影放映周海報
聶圣哲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幾乎場場爆滿，來的大多是教育從業者，還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前來看電影。聶圣哲認為，“李軍林導演的電影《一個人的課堂》上映得及時。這部作品提出并講解了一個問題：中國還需不需要鄉村，需要怎樣的鄉村？”
關注農村教育多年，聶圣哲說，“電影比較準確反映了留守兒童、代課教師的現狀。每年基金會要給山西澄城縣的代課老師補助，從2006年到現在已經12年了，村里最窮的那個是代課教師，當時100塊一個月。”自己也做導演、拍過電影電視劇的聶圣哲，看到了影片中一些制作上的問題，但依然認為這樣一部電影十分“可貴”。
據澎湃新聞記者觀察，盡管也有不少名人大V為這部電影站臺，但大部分為這部電影“打call”并實現實際票房轉化的，是關注公益和教育的民間組織。如今，該片在全國的二三四五線城市都落地開花，可見二三四線城市觀眾并不只是三流港片和網絡大電影的審美。
“我認為這次全國觀眾通過自發組團觀影《一個人的課堂》，是觀眾對文藝片、公益片的強烈渴求，尤其是能引起共鳴的文藝片、公益片。同時這部片子也引發了來自各地的觀眾以《一個人的課堂》為標的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公益活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公益實踐，向影院熱衷排娛樂大片說不，可以說是一次觀眾的文化覺醒。”孔維釗律師說。（陳晨）
《一個人的課堂》劇照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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