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揭曉的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再次引起各行各業的人對文學的關注和討論。作為一個能夠持續百余年而屹立不倒的獎項，盡管近年獲獎作家作品主題差異較大、風格迥異，可在眾專家眼里，無論是從作品題材，還是其藝術性和思想性，都可看出諾獎評獎的大概趨勢和內在線索。
作品：具有鮮明的質地和特征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長河中，眾多獲獎作家貢獻了自己獨特的創作特征：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2010年）對結構現實主義的創造，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對象征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嫻熟，莫言（2012年）對現代主義與傳統民族文化的轉化，石黑一雄（2017年）對個體記憶與集體遺忘的聚焦……即便是飽受爭議的2016年諾獎得主鮑勃·迪倫，在評論家、《鐘山》副主編何同彬看來，其語言有著豐富的表現力，彰顯了文學語言對包括搖滾在內的各行各業的滲透，“仍是將文學標準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分別頒給了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國內專家均認可這個結果，稱確實是“實至名歸”。《世界文學》主編、著名文學翻譯家高興表示，托卡爾丘克是個完全靠作品說話的人。“她的文學魅力在于能夠對人的內心進行非凡的刻畫，把人們心中最微妙、最復雜、最細膩的東西呈現出來。”“她深入人內心的能力很強。”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文學高手所需要的特質。浙江文藝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曹元勇表示，托卡爾丘克的作品風格獨特，和英、美通俗化的大家寫作風格有相當距離，她完全提供了新的寫作視野。基于此，該社今年上半年引進了托卡爾丘克兩部作品版權。
彼得·漢德克除了詩歌和劇作，在電影、美術評論上都有很高的修養。漢德克曾在2016年來中國進行文學交流活動，國內讀者對其并不陌生。據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作家魯敏介紹，她幾年前就讀過漢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時刻》和《罵觀眾》，“后者是那種以形式創新、形式冒犯、臺詞出位來表達立場的劇作。”在詩人、作家周公度看來，兩位作家能獲獎，正體現了諾獎評委更關注那種個人性更強的文本。
作家：具有旺盛持久的創造力
對很多作家來說，寫一部重量級的作品并不難，更大的困難在于，在漫長的文學馬拉松長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創造力。作為一個有著自己評獎準則的文學獎項，諾獎評委們更傾向于綜合考慮作家的終身成就，他們更青睞寫作黃金期到來較早、高產且長壽的作家。這無疑就篩選掉一批才華曇花一現的作家。作家葉兆言對此曾戲言，一個作家必須不停地寫，不管寫得怎么樣，只有寫出來了才是自己的，不寫出來，什么可能都沒有。
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獎，萬眾矚目之下，很多人都不會想到，這離他1981年發表小說處女作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長的寫作長跑中，莫言憑借耐力和創造力為世人貢獻了一部部頗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鮑勃·迪倫1962年發表第一張專輯《Bob Dylan》，2014年的諾獎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1968年就發表了處女作《星形廣場》，英國小說家多麗絲·萊辛50歲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獲獎時已經88歲。
獲得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同樣如此。事實上，今年77歲的他成名很早：上世紀70年代初，漢德克才不過30多歲，即已成為當時德國最重要文學社團的活躍分子；1972年，漢德克就推出了其經典作品《罵觀眾》。早在10多年前，憑借豐富的閱讀經驗和敏銳的眼光，著名作家、文學批評家邱華棟就注意到了他，并把他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種子選手進行推薦，據了解，在其提到的30多位作家名單上，至今已經有12位獲獎。
傳播：具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
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還必須在國內外已形成一定的傳播，并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來自于非英語國家的作家同樣如此，在獲獎之前，他們的作品也必須已大量、較長時期地被翻譯成英語或其他語言進行傳播，擁有一定的讀者和評論群體。
“如果作品沒有被優秀的翻譯家譯成不同語言的譯本陸續出版，很難想象莫言能夠獲得諾獎評委們的一致認可。”在文學和出版界，陳安娜一直被人們稱為“莫言得諾獎背后最重要的外國女人”。作為瑞典學院院士、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的學生，正是陳安娜將莫言的諸多作品翻譯并推介到了國際上去。在獲諾獎之前，莫言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與此同時，這些書的出版也讓莫言開始問津國外的一些文學獎項，包括2000年憑借《酒國》獲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2005年獲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11年獲韓國萬海文學獎，并最終于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諾獎有時又會刻意回避炙手可熱的暢銷作家。據魯敏分析，村上若干年陪跑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包括今年呼聲很高的加拿大作家阿婆，即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她的作品《使女的故事》“太紅了，大概反而成為反作用力”。魯敏同時指出，今年獲獎的漢德克雖然也有電影背景，中國讀者對其以電影編劇身份參與的《柏林蒼穹下》，以及《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相對更熟悉一些，“但相比之下，這些作品更藝術化一些。”
運氣：得獎有一定的機緣巧合
中國人對諾獎的態度是以莫言得獎為分水嶺的，在那之前，很多人會焦慮，為什么中國人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在此之后，國人對待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平和了很多。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子表示：“大家正以一種游戲的心情對待諾獎。”在葉子看來，諾獎背后體現了評委的口味，但同時又有出版的力量和機緣巧合。比如，不同時期的諾獎評委對諾貝爾遺囑中的“idealistic tendency”持有不同解釋，這就會影響到評選結果：早期的評委會將其理解為“理想主義傾向”，與信仰相關，所以易卜生、托爾斯泰等作家無緣諾獎；后期的評委則傾向于將其理解為“能影響的人越多越好”，因而又會優先關注影響力大、銷量大的作家。
近年來，除了偏重移民寫作和政治正確外，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正從歐洲中心主義、以男性為導向的文學視角，轉向更考慮全球總體性，更重視性別平衡。在葉子看來，這種轉變恰恰削弱了諾獎的文學性，所以說，諾貝爾文學獎并非一個純粹考量文學的獎，它是各種復雜因素的結果。比如，對于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能獲獎，就有評論認為，這是諾獎評委們做了一個平衡，因為之前波蘭作家獲獎的都是詩人，現在要輪到頒給小說家。南京理工大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評論家張宗剛表示，諾貝爾文學獎既授予小說作者、戲劇作者、紀實文本作者，及詩歌作者，也會突爆冷門，“它從另一角度，詮釋了諾獎的多樣、包容與淘氣。”（王峰）
轉自：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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