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政府擬對阿里等境外電商征稅”“馬云攤上大事了”……這幾天，繼歐盟提出議案計劃修改VAT（ValueAddedTax，即增值稅）法規，英國議會就電商平臺VAT欺詐問題舉行聽證會后，俄羅斯也欲發布條規，擬對電商平臺上的中國訂單征稅。這些消息，在國內跨境電商界引發波瀾，引起媒體、社會關注。
有網友感嘆，在國內電商出口生意如火如荼的背后，竟也有這么多風險、艱辛和不易。
（資料圖片 來源于網絡） 我國跨境電子商務貿易額2016年增長30%以上，已成為外貿發展新的增長點
事實上，我國不僅是全球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電子商務市場，也是跨境電子商務領域的佼佼者。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國大批互聯網企業走出國門，在世界范圍內展開業務。
據商務部預測，2018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體交易規模將達到8.8萬億元。在八月召開的例行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介紹說，今年上半年，13個綜試區跨境電商進出口的規模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一倍以上；跨境電商進出口已經成為我國外貿發展新的增長點。而艾媒咨詢公布的《2016—2017年中國跨境電商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進出口跨境電商（含零售及B2B）整體交易規模達到6.3萬億元。
“201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值為24.3萬億元，比上年下降0.9%；與此同時，我國的跨境電子商務貿易額卻達到30%以上的正增長。”日前召開的“一帶一路”背景下互聯網企業“走出去”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中國跨境電子商務論壇上，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黃先海介紹說。
“2017年銷售額預計突破50億元”“中東用戶數已達2000萬”“中東地區知名度最高、綜合排名第一的移動電商”，這些令人羨慕的數據，并非來自亞馬遜或阿里巴巴等世界知名電商平臺，而是出自成立不到5年的浙江執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作為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首批試點企業，執御信息覆蓋沙特80%的互聯網用戶，儼然是中東版的“阿里巴巴”。
跨境電商出海，對于企業甚至整個國家，有何意義？黃先海介紹說，在跨境電子商務模式下，傳統貿易中一些重要的中間環節被弱化甚至替代，中小微企業進入國際貿易的門檻和進出口成本明顯減低，企業能夠得到快速成長。對于國家而言，推進跨境電子商務建設，有助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改變價值鏈格局。
在互聯網重塑的國際貿易格局中，中國互聯網企業紛紛將戰略眼光投向海外市場。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巨大的電商行業商機。據初步估算，“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總人口約44億，占全球人口的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
文化差異、國外投資法規制約、國際貿易政策變動……跨境電商面臨不少風險挑戰
在前景廣闊、商機無限、發展如火如荼的同時，跨境電商企業也面臨著較大經營風險。
“中外社會的文化沖突”，是限制跨境電商發展的瓶頸之一。由浙江執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浙江大學“大數據+跨境電子商務”創新團隊共同編寫的《“一帶一路”背景下互聯網企業“走出去”綠皮書》分析稱，目前國內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宗教和其他社會文化特性認知相對匱乏，這有可能影響我國互聯網企業海外運營和經營收益的實現。
國外投資法規的制約，也是制約跨境電商發展的瓶頸之一。“綠皮書”提到，為保護本國產業、政府和消費者的相關利益，沿線不少國家針對外來投資企業發布了較多限制性法規，主要體現在對本國企業過度保護、外資管制多、投資門檻高、用工成本高、稅收制度嚴苛等方面，加大了企業的風控難度和海外運營戰略。“比如，有的國家不允許外商在該國（地區）特定區域（如自貿區）設立外來獨資企業，只能與該國本土企業合作成立合資企業，這都不利于企業制定長期發展戰略。”浙江執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執行總裁丁偉丁偉介紹說。
“國際貿易政策變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浙江大學國際商務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研究院副院長馬述忠介紹說，“比如，支付方式改革降低跨境支付效率，稅率、檢驗檢疫等通關新政頻出約束跨境電商清關。”他說，此次俄羅斯政府擬對境外電商征稅，就屬于國際貿易政策變動，會加大跨境電商企業經營成本，甚至給其帶來風險。
“跨境電商經營風險，還包括物流風險、囤貨滯銷風險、知識產權風險、匯率風險等。”馬述忠介紹說，如物流中企業管理不善引起的包裹丟失、目標國海關扣關等；同質化競爭誘發滯銷風險，進而引發資金鏈斷裂；面臨因商品被投訴侵犯他人知識產權而導致產品下架、企業成為訴訟索賠對象的風險；跨境結算環節中的應對匯率風險等。“涉足跨境電子商務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臨許多新型、隱蔽而不容小覷的風險挑戰。”馬述忠說。
努力本土化、建立自己品牌，跨境電商企業應“勤煉內功”；相關部門也應創新、引領跨境電商規則，扶持相關保險產品、行業協會以應對風險
既然經營風險形勢嚴峻，那么，跨境電商企業該如何防范風險？國家相關部門又該如何進行策略指導？
“對于企業而言，首先是‘本土化’的努力。”浙江執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燕介紹說，“本土化”包括經營理念本土化、產品品牌本土化、人力資源本土化。執御在中東地區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執御于2016年加入了“電商+本地網紅”新型營銷模式，通過自制視頻、與本地網紅合作等形式，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臺上發布潮流資訊和相關線上活動，目前YouTube上的相關視頻數量已達271個，觀看量超過7000萬次，信息傳遞覆蓋6000多萬人次。執御還建立起一套本土化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比如在阿聯酋迪拜擁有專業的市場營銷團隊；在約旦建立呼叫中心；在沙特建立綜合運營中心。
“跨境電商企業必須提高產品質量、建立自己品牌，才能有效應對經營風險。”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張彬認為，僅靠低價傾銷建立不起優勢，由于政策紅利即將消失，國內跨境電商出口商必須深度整合供應鏈鞏固成本優勢基礎上，提高產品質量，并形成品牌。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教授冼國明認為，“跨國電商等數字型跨國公司海外業務的增長，更依賴于互聯網技術、產品與服務數字化等。”
除了需要跨境電商企業自己“修煉內功”外，相關部門還有哪些辦法可以幫助其抵抗、規避風險？
“我國應該及早形成一套適應和引領全球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管理制度和規則，搶占全球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話語權。”黃先海建議道，“這就需要相關部門通過在跨境電子商務交易、支付、物流、通關、退稅、結匯等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逐步建立制度和規則。”
“針對物流風險，相關部門應鼓勵扶持跨境物流保險產品。”馬述忠說，從長遠來看，防范跨境物流環節的經營風險有賴于跨境物流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完善，但由保險公司向市場提供賠付性保險產品，則是幫助跨境出口企業降低物流風險的有效策略。
“針對囤貨滯銷風險，政府監管部門可以建立有效的引導機制，讓跨境電商企業熟悉供給側改革優化的思想。”馬述忠認為，滯銷風險的相當部分原因是出口廠商對目標市場需求的分析能力不足，導致不匹配的產品開發與同質化嚴重的海外倉囤貨。“政府部門可以考慮成立全國性或區域性的跨境電商研究院，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公益性的跨境市場數據分析服務和智庫服務。”
“至于知識產權風險，相關部門應鼓勵成立以處理知識產權等領域法律事務為主要目的的行業協會，鼓勵大企業為中小微企業提供相應的國別風險預警、技術咨詢與法律援助服務。”馬述忠說。（記者葛亮亮）
轉自：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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