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40年 看境內外園區蝶變

　　編者按：從寸草不生到高樓林立，從人煙稀少到商賈云集，招商局蛇口工業園、蘇州工業園、中關村科技園、中非泰達工業園、中白工業園……改革開放40年一批應時涌現的園區弄潮兒，在風雨錘煉中，以“長江后浪推前浪”之勢，一步步成長、壯大起來。從在國內“如火如荼”的發展到在海外“遍地開花”，如今海外產業園已經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蛇口：市場開放的支點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時58分，離天亮還有幾個小時，窗外一片寧靜幾絲微弱的燈光閃爍。此時，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創辦人袁庚攜99歲高齡，在他創造奇跡的土地上溘然長逝。待天亮后，窗外又將是一片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景象，當我們今天把蛇口工業區的影像資料一一翻過時，竟恍若昨日。

　　“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1979年1月31日，中央領導在攤開的地圖上輕輕一勾，對前來匯報工作的袁庚說。也就是從那一刻起，這個僅2.14平方公里的半島逐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成為改革開放歷史上大放光彩的蛇口工業區。

　　當時的蛇口工業園區還沒有被納入國家規劃，也沒有財政撥款，因此，袁庚向中央申請了兩項優惠政策：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二是可以向外資銀行借貸。于是，袁庚在這片不大的地盤上開始“乾坤大挪移”，一方面開始借貸資金用來移山填海、建設基礎設施；一方面進行招商引資、引進人才。這使得蛇口當時成了投資的熱門地區，在短短幾年內，蛇口的企業超過百家，原來荒無人煙的海灘變成了商賈云集之地，先后誕生了萬科、平安、華為等數個如今已躋身世界500強的大企業。在蛇口工業園成立后不久，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先后建立經濟特區，不斷跑出GDP增長的新速度。

　　后來，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談到蛇口工業區時這樣寫道：“在1979年的中國，蛇口和袁庚的出現，讓鐵幕般的計劃經濟被捅開了一個再也補不回去的大洞。”

　　“某種程度上說，園區是一座城市的試驗田，承擔著開放創新綜合試驗、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等一系列重任。這意味著園區是城市改革開放的突破口，也是先行者。”經濟學家宋清輝這樣評價道。

　　長期觀察園區發展的北京和君咨詢有限公司合伙人彭銳說，深圳蛇口工業區是中國最早成片開發的工業園區，具有示范作用，適應了當時中國經濟開放初期的情況，走“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之路，依托蛇口港口和深圳特區開放政策，和靠近香港的優勢，快速形成了中國早期的外向型產業集聚區。“蛇口當年是一個大碼頭，倉庫外面是車間，再外圍是密集的打工者宿舍。后來蛇口又開發了一些商業地產，使城市功能和園區融合了。”

　　蛇口在“三來一補”的基礎上，匯聚了更多的人才和技術，形成了快速升級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后來的深圳科技類制造業企業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在這個階段，蛇口滯后了。彭銳指出，如今蛇口的“三來一補”產業都轉移到東南亞去了，“在中國新一輪開放中，蛇口工業區成為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的組成部分，努力改革升級，發展新興產業。目前在此居住的人群比較高端，也具有高端的城市功能。這是蛇口的發展趨勢。”

　　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蛇口開發區被撤銷，但它對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意義重大。

　　中非泰達原董事長馮兆一是蛇口奇跡的見證者，更是后來天津開發區的實踐者。他說，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用工業園區的形式，在局部地區創造了仿真的國際環境、仿真的市場環境、仿真的改革開放環境，我們通過相對小的區域試驗，迅速取得成效，從而把這種經驗和模式向全國推廣。“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翹起地球。我們建立的特區、工業區，就是給我一個門縫，我就能撬開開放的大門！”馮兆一說。

　　特色園區：撬動開放的大門

　　當袁庚在蛇口擼起袖子加油干的時候，中國北方的天津市也在同時創造奇跡。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1984年開始建設時只是一片鹽堿地，寸草不生，經過30余年的建設，這里高樓林立，外資企業云集。作為當年的參與者之一，馮兆一不無自豪地說，無論是蛇口工業園還是天津開發區早期來說，城市的改革開放以園區為突破口，需要在當時的計劃經濟中注入市場因素。

　　目睹蛇口工業園以及各經濟特區充滿活力的經濟模式，中央決定在1988年建立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又建立了上海浦東新區，實行經濟特區優惠政策。不僅如此，在1984年到1988年間，中國在天津、上海、大連、廣州等城市又建立了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享有與經濟特區相似的優惠政策。后來，全國范圍內的高新技術產業區、工業園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開始遍地開花。

　　前不久，商務部完成了2017年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國家級經開區）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價工作，對全部219家國家級經開區的2016年產業基礎、科技創新、區域帶動、生態環保、行政效能等方面情況，進行了全面“體檢”和量化評價。從考核評價結果看，國家級經開區總體保持良好發展態勢，主要指標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輻射帶動作用，呈現出“四升一優”的特點：產業基礎雄厚，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加快培育創新主體，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升；協同發展局面形成，區域帶動作用提升；節能減排取得成效，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管理水平逐步完善，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

　　在這次考核中，蘇州工業園奪得第一。

　　在研究者彭銳看來，1994年創辦的蘇州工業園區起點就比15年前創辦的蛇口工業園高了許多。如果說蛇口是深圳特區的工業基地，蘇州工業園則是上海乃至長江經濟帶的工業基地。1992年我國開始開發上海浦東，上海需要腹地，但浦東土地有限，蘇州離上海很近，再加上浦東發展制造業已不是當年“三來一補”初級加工業，制造業水平已經得到了提升。這時候，從無錫到上海一帶形成了大量工業區。由于許多工業企業租不起上海的場地、寫字樓，于是他們選擇將廠區放在離上海很近的蘇州，將銷售和貿易業務放在上海。這就是創建蘇州工業園的時代背景。

　　“蘇州工業園是中國和新加坡聯合建設的，不同于蛇口工業區當年只是一片工廠，蘇州工業園則是產城一體、花園城市，寫字樓、住宅齊全。” 彭銳介紹說。

　　而中國率先走出“自主研發”道路的是1988年創辦的，而后逐步發展壯大的中關村科技園。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科技水平低，科研體制尚未理順，研發成果轉化率低，創新研發前景困難。20世紀80年代，中關村以高附加值電子貿易起家，也就是主要賣電子產品，其典型案例便是誕生了聯想公司。彭銳說，“在這個過程中，聯想實現了從貿易（賣電腦）到加工（造電腦）再到技術研發。中關村基礎、潛力或者說科研基因很好，這一園區的優勢是臨近北大、清華和中科院，集中了國內最高水平的研發能力和人才。進入21世紀，中關村的競爭力日益顯現，風險資本興起后對中關村頗為青睞，令其成為高科技匯集地，出現了一批高科技企業和園區。”

　　在彭銳看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關村沒有很好地實現自身價值，在2000年以后，隨著中國科技實力上升，中關村園區發揮的作用才越來越大。

　　“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全國各地的園區經歷了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總的來看，園區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絕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攤大餅’。需要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循序漸進地進行園區的建設。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具有特色的園區。”宋清輝說。

　　海外園區：項鏈上的珍珠

　　1994年，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訪華時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參觀，他在看到這座中國園區強大的生命力后，對在埃及建設產業園產生了興趣，并邀請天津開發區的開發企業泰達赴埃合作，傳授中國經驗建設園區。

　　如果將“一帶一路”比作一條項鏈，那么海外園區就是這條項鏈上的珍珠。園區這種形式并不是中國首創，但中國卻將園區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一些發展中國家便開始向中國學習。

　　與泰達受邀建立園區不同的是，更多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建立園區是為了滿足自身海外業務發展需要。例如，在1999年，海爾集團為了開拓美國市場，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建立了工業園，在當地進行研發設計與生產；2001年，海爾又與一家巴基斯坦企業在巴基斯坦拉合爾附近合資建立產業園區，助力海爾打入當地市場，一些國內的配套廠家也前往入駐；2002年，河南國基集團在塞拉利昂將一處廢棄火車站改造為工業園，吸引了眾多上下游廠家入駐……

　　企業自發設立園區或是因為其需要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生產，希望引入上下游廠家入駐以提供支持；或是看到一些剛到海外的企業因缺少經驗而喜歡抱團，以此減少風險。這些企業的實踐為政府后期出臺合作區政策奠定了基礎。2006年，商務部發布《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和申辦程序》，開始招標遴選海外合作區。

　　“今天，我們海外園區的建設仍然采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園區建設的方法。我們在局部創造一個相對于駐在國擁有更完善的營商環境、更完善的配套條件、更完善的吸引外資的環境，從而吸引人才、吸引技術和管理經驗，以此來幫助駐在國提升整體工業化水平。”馮兆一說，當初的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和天津開發區一樣，也是在荒無人煙的地方起家，如今它已經成為“一帶一路”上亮眼的沙漠綠洲。截至2017年年底，泰達合作區一期資產價值為1.95億埃鎊，共吸引企業66家，巨石集團、牧羊集團、西電集團等大型企業紛紛入駐，現已初步形成了新型建材、石油裝備、高低壓設備、機械制造四大產業分區，年產值達1.4億美元，上繳埃及政府稅收10億埃鎊，帶動就業超3300人。

　　除此之外，在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的建設設想深受蘇州工業園區的啟發和影響。為了建好中白工業園，白方曾專門研究和關注了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也努力把這一合作模式引入到與中國的合作中來。

　　由于中非泰達園區取得了較好的成果，于是有不少人向馮兆一打聽成功的秘訣。除了要找好龍頭企業 ，馮兆一總是強調，“建設園區是一個長期工程，不要指望在幾年之內取得成果，我們需要堅持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深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斷加快，海外園區更需要跟上形勢，不斷轉型升級。在宋清輝看來，未來園區亟須從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進行布局和升級。硬件方面，首先要堅持一個園區就是一個生態的理念，通過以人為本對環境進行升級，達到辦公與生活場景的相互融合。其次是特色園區千萬不能出現“工業粉塵”的污染，否則很難留住高端人才和龍頭企業在此落地生根。軟件方面，就是要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提升對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國家還應該繼續出臺一些鼓勵政策促進園區的發展，對一些做得好的園區應給予實質性獎勵。

　　“一個產業激活一個園區，一批園區繁榮一座城市。中國園區的模式和經驗從國內走向國外，凸顯出中國園區具有巨大的魅力。”宋清？遠愿骼嘣扒鄄旌籩賦觶庵主攘蛐砝叢從謚泄笠底⒅匾虻刂埔說奶氐悖繢玫胤接攀譜試捶⒄固厴擔⒂脛泄澄幕岷掀鵠礎？

　　這也難怪埃及、伊朗、蒙古、泰國、老撾等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明確提出與中國開展園區合作的需求。津巴布韋駐華大使在招商引資時總是說，雖然有很多中國企業在津巴布韋投資建廠，但是津巴布韋的園區比較少，希望中國企業來多建一些園區……（記者 張凡 劉國民）

　　轉自：中國貿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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