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詳細解讀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及其6個配套方案，其中量化問責是一大亮點。根據方案，問責細化到發現問題的數量，逐級對區縣、地市“一把手”一一問責，若空氣指標數值不降反升，最高可問責地級市委書記。
（資料圖片 來源于網絡） 此次發布的方案出現多個“首次”：首次針對京津冀秋冬季污染制定專門方案；首次提出了量化問責概念；首提“雙降15%”目標……顯然，每個“首次”都是大氣污染治理創新的生動體現，這既折射出治理的復雜性，也說明有關方面不斷發現問題，采取了創新治理的方式、方法。
有專家透露，2013年—2016年京津冀區域整體PM2.5年均濃度下降，但冬季改善不及全年平均那么明顯，有時候甚至比上年更嚴重。所以，首次針對京津冀秋冬季污染制定專門方案很有必要，這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突出治理重點的舉措，值得肯定。
尤其是首次提出的“量化問責”讓人耳目一新，近年來“問責”已經成為環保等多個領域治理的一種有效利器，但卻從沒有提出過量化問責這個概念，自然也沒有具體措施。此次首提量化問責，意味著今后環保問責將會更加精準，這是與以往采取的措施最大的不同。
方案首先明確了量化問責重點對象，即“散亂污”企業整治不力、電代煤和氣代煤工作不實、燃煤小鍋爐“清零”不到位、重點行業錯峰生產不落實等四方面問題，指向很明確，顯然是在倒逼各級政府在這些熱點難點問題上精準發力。
同時，將問責事項分為“任務型”和“結果型”。前者是指未按要求完成交辦問題整改的，或者通過強化督查或巡查再發現有新問題的，根據發現問題的多少問責相關領導。后者是根據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排名，排名后三位的，根據改善目標比例問責相關領導。
不難看出，這種量化問責幾乎沒有彈性空間，完全是根據具體問題或結果來問責，有望打消某些地方官員的僥幸心理。這應該是問責制未來改革發展的一個方向，即根據不同領域的不同問題來問責；該不該問責，該問責誰，怎么問責，都可以量化，若想在問責中玩貓膩將會很難。
不過，筆者仍然認為，問責制度的改革創新還在路上。這是因為很多領域的治理與問題都在動態演變過程中，情況不同，問題不同，問責也需要與時俱進；也是因為包括問責在內的處罰制度改革也是永無止境。但可以肯定的是，精準問責是未來的趨勢，而量化問責是精準問責的核心內容。
就大氣污染治理而言，在問責方面的創新空間仍然很大。比如，目前最高將問責地級市委書記，今后會不會最高將問責省部級官員？或許有這種可能。再比如，在“任務型”和“結果型”問責之外，能不能有“過程型”問責（即根據治理過程來問責，早問責），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期待各領域治理在問責方面不斷創新，多出現“首次”。可以說，創新越多，問責效果越好。只有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問責才能成為治理和改革的有效推動力。當然，問責是治理手段而不是目的。（特約評論員 馮海寧）
轉自：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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