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需求對接是穩外資外貿的關鍵之舉

　　在當前依然處于高度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中，穩住外資與外貿基本盤，尤需中短期、宏微觀的政策組合發揮作用。其中，穩預期是前提，政策投放是應急，紅利釋放是基礎，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是保障，而高水平的需求對接則是確保內外市場聯動進而穩住外資與外貿基本盤的關鍵之舉。

　　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重大外部變量沖擊和管理復雜經濟系統的政策水平，通過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數據得到了印證。作為超大規模開放經濟體，能夠在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同比下降6.8%的困難條件下，取得第二季度超過3%的增速，這個成績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衡量都殊為不易。另一方面，作為改革開放40余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外部動力之源，外資與外貿能夠實現相對穩定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成績。從統計數據來看，實際使用外資與外貿進出口在疫情防控取得積極成效之后的6月份分別實現了同比7.1%、5.1%的增速。

　　當然，在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1500萬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時間窗口遠未來臨之際，任何對經濟增長和外資外貿工作的盲目樂觀都不可取。盡管中國今年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情況超過原先預期，但是仍有一些外部變量不是中國自身所能控制。因此，中央日前提出的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強化財稅與金融支持以穩住市場主體信心，以及進一步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等政策措施，顯然是直擊經濟工作中的痛點與堵點，著眼于中長期發展的前瞻性補位安排。

　　就穩外資的政策邏輯而言，經濟決策必須在掌握充分的信息和準確的數據基礎上，對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國際資本在全球流動的選擇性偏好做出科學理性分析。一般而言，市場是最聰明的體系性存在。對國際市場嗅覺極為靈敏、長期受益于中國經濟發展且高度依賴海外利潤的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來說，除非有持續性的另類替代性收益補償，否則它們不會主動放棄中國市場進而選擇與中國脫鉤。在可預見的將來，恐怕也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能夠承擔得起將全球分化為兩套技術、貿易、產業乃至金融體系所帶來的顯性與隱性成本。換句話說，就正常的商業邏輯與交易成本而言，瘋子才會選擇與中國脫鉤乃至全面決裂。

　　但是1945年以后的全球經濟發展與秩序主導權競爭的歷史已經證明：做好最壞打算才是真正有打算。

　　本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盡管不大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徹底洗牌，我國仍有望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保持在全球價值鏈核心環節的重要地位。

　　筆者建議，要繼續精準對接外資現實需求，以疫情防控為契機建立非常時期的服務清單制；繼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研究構筑中外企業基于戰略層面的有效的利益分享機制，力求中外產業鏈長期不脫鉤；以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國際化紅利的釋放，強化作為超級經濟體的“虹吸效應”，確保到2030年之前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價值中樞地位的相對穩定。

　　就穩外貿的政策邏輯而言，盡管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以鄰為壑”和狹隘的國家利己主義抬頭，基于各種安全理由的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疫情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極端沖擊將顯著增大我國穩外貿的難度。但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進出口市場之一的現實，是不會因為上述不確定性而被外部世界突然“抹去”。在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嚴峻時刻，出臺必要且及時的政策措施是穩外貿的基礎性動作，但這只是應急或救急之策。穩外貿的前提是穩預期，而預期的穩定特別需要我國在非常時期展現出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戰略決斷力與戰略定力。我國必須對全球貿易發展及其趨勢做出科學理性分析，精準施策，穩住全球第一大出口大國的地位。

　　首先，要內穩核心產業鏈和供應鏈，外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不脫節，盡可能抓住難得的時間窗口激活出口產能，確保核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及時順暢；同時，要充分發揮我國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建設與促進全球互聯互通方面形成的資源配置能力，通過非常時期的雙邊與多邊協調與國際企業網絡優勢，主動承擔起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保障責任。其次，要有效擴大內需，適配性擴大進口，穩住國外市場主體對中國市場的樂觀預期；再次，主動修復，增信釋疑，力求穩住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外貿基軸，尤其要爭取年內完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和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整固雙邊與多邊經貿關系。（章玉貴）

　　轉自：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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