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委會議提促進共同富裕、三次分配 釋放了什么信號？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了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社會反響熱烈。

　　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充分估計促進共同富裕的難度，具體抓手有哪些

　　對“促進共同富裕”的強調，是否意味著政策的優先級發生了變化？對于企業和市場又意味著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楊志勇向澎湃新聞表示，需要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奮斗目標，要分階段去實現。他指出，在現階段，要充分估計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難度，要認識到共同富裕目標實現需要一個過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重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同時不要忘記共同富裕的目標。”楊志勇說道。

　　北京鼎諾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原聯合信用評級總經理張志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今年受到嚴監管兩個行業，一個是房地產，另一個教培行業，二者都與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有關。因為高房價和高教育成本都會加劇貧富差距，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本輪針對相關行業的治理更有劃時代的新方向：經濟治理大方向轉向實現社會公平、產業自主和國家安全，其持續時間可能更久，對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

　　在邢自強看來，中國新階段的治理重點可能已從發展優先，轉為平衡發展與安全。這包括，重新平衡企業盈利與勞動者報酬在經濟分配中的比例、敦促企業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維護數據和產業鏈安全。

　　邢自強表示，促進共同富裕包括三大抓手：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回饋社會。結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實施方案，潛在的具體措施可能包括五項：1。 長線而言逐步推出房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調節高收入。2。 設立和經濟增長和通脹掛鉤的工資調節機制，保障普通勞動者收入分享經濟紅利；3。 中央政府逐步統籌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通過轉移支付向欠發展的地區和群體傾斜；4。 通過國企改革和劃歸國企股權給社保，加強低保、住房、教育、醫療等基本社會保障；5。 利用稅收優惠和社會榮譽等政策鼓勵富裕團體和企業開展捐贈、回饋社會、慈善等。

　　“三次分配”有何內涵

　　此次會議上提到的“三次分配”引發了眾多關注，有何內涵？

　　《學習時報》曾在2020年年初刊載的文章《第三次分配：內涵、特點及政策體系》中稱，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自主自愿參與的財富流動。較之于初次分配更關注效率、再分配以強制性來促進整體公平正義，第三次分配體現社會成員的更高精神追求，“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學習時報》文章稱，“第三次”并不是指在時序上一定要發生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實踐中三者是互相交錯并行不悖的；有的志愿勞動與初次分配同時發生，有的捐贈發生在再分配之前而獲得稅收減免。因此，第三次分配可理解為不同于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的“第三類分配”。

　　從內涵上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為主導的要素合作博弈，使要素總體貢獻最大化；再分配是政府在公平正義等國家價值導向下的強制性干預；而第三次分配是在向善、為公、樂施等社會價值理念的引導下，在法律政策的鼓勵和促進下，由既看得見又看不見、并非由利益驅動或公權力強制、卻充滿活力的“社會之手”所推動的。

　　楊志勇分析認為，三次分配是分層次的。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重在提高效率，讓勞動和各種要素得到對應的報酬。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場機制分配，所存在的問題要通過再分配來解決。再分配的方式有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政府對家庭和個人的補助)等，政府通過改善公共服務，也能促進再分配的公平。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領域的公共服務改善，可以增加個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第三次分配是補充性的，慈善性捐贈就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

　　楊志勇表示，第三次分配還需要一些制度支持，第三次分配往往通過非營利性組織，社會應該有鼓勵成立相關盈利性組織的措施。此外，第三次分配是自愿的，但只要做好，社會就有捐贈的良好氛圍，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更容易實現。

　　楊志勇指出，當前稅收制度要更加注意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讓直接稅在調節個人收入和財產差距中發揮作用。社會保障制度要需要進一步完善，讓養老、就業、醫療等都有更充分的保障。

　　邢自強預計，經濟利益的分配更多轉向普通勞動者，企業和資本盈利占經濟的比例可能會逐步下降；從行業角度看，那些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焦慮加劇、環境污染加重，以及有數據安全風險的行業和商業模式，或將在今后數年受到進一步約束。針對科技企業、平臺經濟以及房地產的監管或將持續。相反，與國家戰略方向一致的行業，如國產大眾消費品牌、硬件科技自主化、網絡安全、創新藥、職業培訓、新能源產業等仍將獲得政策支持。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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