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為貨幣政策定下了明確基調。
與此同時，“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優化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適當增加規模，完善實施方式”“規范信貸市場經營行為，降低融資中間費用，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等多個新提法，勾勒出今年貨幣政策的施策主線。
總量工具運用“靈活高效”
“過去的一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為金融業履職和實體經濟發展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好，特別是降準降息、實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促進銀行信貸合理有序增長、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補充重點項目資本金等，有效提振了信心、穩定了投資、拉動了內需。”談及2025年貨幣政策，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安徽省分行行長陳志猛感觸頗深。
而細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適度寬松”基調不變，但政策錨點和實施方式有所變化。這背后，體現出貨幣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實施更加精準。
從政策錨點來看，“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是政府工作報告的新提法。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田軒表示，將“物價合理回升”納入貨幣政策核心錨點，意味著貨幣政策將從單一的經濟增長托底，轉向“名義經濟增速修復”的系統性調節，通過適度寬松的貨幣環境糾正供需錯配、化解低物價壓力，推動經濟進入“增長回升、物價溫和回暖、預期改善”的良性循環。
從操作層面看，報告將降準降息的表述從去年的“適時”調整為“靈活高效”。一詞之變，折射出政策工具的運用將更具前瞻性與精細化。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行長馬駿解讀稱，2025年側重于“適時降準降息”，強調及時出手、穩定預期。今年提出“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更加強調在多重目標中實現動態平衡，提升調控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表示，“靈活”意味著決策者將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相機抉擇”，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節奏；“高效”則意味著不搞“大水漫灌”，要確保釋放的流動性能夠精準注入實體經濟，打通淤堵點，實現政策效果最大化。
展望今年，政策工具箱的多項總量工具將協同發力。在3月6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表示，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存款準備金工具之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箱中還包括逆回購、中期借貸便利（MLF）、買賣國債等多種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他說：“我們將綜合運用這些短中長期的政策工具，保持市場的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的預期目標相匹配。”
結構性工具將“加量提質”
在總量工具運用保持連續性的同時，結構性工具則將“加量提質”。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優化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適當增加規模，完善實施方式。
實際上，“總量+結構”雙重工具協同發力是一以貫之的。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1月末各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規模約為5.5萬億元，占央行總資產的大概11%。
“今年1月，根據當前經濟金融形勢需要，人民銀行新增八項政策措施，其中六項與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相關。結構性工具的核心目的，是以優惠利率供給基礎貨幣，并與重點領域貸款發放量掛鉤，從而間接激勵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為經濟結構轉型優化創造金融條件。”馬駿說，今年人民銀行將繼續用好各項結構性工具，引導金融資源向國家戰略重點領域傾斜。
在田軒看來，目前央行已完成結構性工具系統性優化，形成覆蓋科技創新、民營小微、綠色發展、服務消費等重點領域的工具體系，預計后續將根據實體經濟需求持續加大投放，通過機制優化破解政策落地的激勵約束難題，讓政策紅利直達實體經濟薄弱環節。
“觀察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表述，‘適當增加規模’是明確的‘加量’信號，意味著央行將向科創、消費、小微企業等特定領域注入更多低成本長期資金，例如可能進一步擴大科技創新再貸款的額度；‘完善實施方式’則是要求‘提質’，旨在優化工具設計，讓資金更順暢地直達末端，避免資金空轉或中途滯留，提升資金使用效率。”董希淼說。
“傳導”和“協同”更為深化
在代表委員和業內人士看來，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也傳遞出今年貨幣金融政策將深化“傳導”與“協同”的信號，宏觀政策效能有望進一步提升。
——打通政策傳導“最后一公里”。田軒表示，政府工作報告針對性提出“規范信貸市場經營行為，降低融資中間費用，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實現了從“名義利率下降”到“實際綜合融資成本全鏈條壓降” 的政策升級，全方位清理信貸環節不合理收費，同時明確降成本政策的持續性，穩定經營主體融資預期，持續激發民間投資與經營活力。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員王運金表示，當前銀行面臨較大的息差壓力，壓降中間費用與直接降息的目的相同，都是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刺激需求恢復。
——發揮宏觀政策合力。今年將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潘功勝在經濟主題記者會上還表示，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貼息、擔保和風險成本分擔等方面的協同配合，放大政策效果。
馬駿認為：“可主動加強與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工信部等部門對接，做好重點企業名錄共享，破解銀企信息壁壘，深度發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同效應。”（記者 張莫 向家瑩 閆睿 劉美子）
轉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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