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外貿形勢回穩向好。據統計，我國外貿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年負增長。2016年，貨物進出口額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1.9%，進口增長0.6%。2017年1~5月，我國進出口總額達10.7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8%。其中，出口額為5.88萬億元，增長14.8%；進口額為4.88萬億元，增長26.5%；順差達9939.7億元，收窄21.1%。外貿優化升級的積極因素正在積聚，我國外貿發展挑戰和機遇并存。
（資料圖片 來源于網絡） 多因素致外貿回穩向好
1~5月我國外貿形勢穩中向好。日前，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中國與世界醫藥企業家高峰會上，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楊長涌介紹道，從商品結構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14.2%，占比57.3%，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汽車、船舶、手機和計算機及其部件等分別增長32.1%、27.2%、16.0%和14.6%。7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也保持較快增長，增幅達12.8%。
從經營主體看，民營企業出口2.75萬億元，增長18.1%，占比46.7%，比去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出口第一大經營主體地位。
從貿易方式看，一般貿易進出口6.11萬億元，增長21.0%，占全國外貿總值的56.8%，比去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跨境電商、市場采購貿易等新業態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從市場結構看，我國對美國、歐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分別增長18.3%、14.6%和12.8%；對俄羅斯、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快速增長，增幅分別達到29.5%、24.7%、15.8%和16.9%。
當前外貿回穩向好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楊長涌指出，一是政策效應顯現。2013年以來，國家出臺12份促進外貿穩增長的政策文件，商務部牽頭在推動政策落實、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按照政策實施規律，這些措施的成效2~3年內應該開始顯現。從調研情況看，企業普遍反映減負明顯，貿易便利化程度提高。二是世界經濟復蘇動能增強。三是大宗商品量價齊升。1~5月我國原油、鐵礦砂、天然氣、鋼材、銅精礦等10類大宗商品（占我國同期進口總額的24.3%）進口價格上漲7.7%~90.8%，進口數量增長2.4%~29.6%，拉動進口增長11.7個百分點。
挑戰與機遇并存
“‘十三五’時期，我國外貿發展依然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挑戰前所未有，機遇也前所未有。”楊長涌表示，一方面，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條件弱化或消失，“低價格、數量型”外貿增長方式受到國際國內條件變化的雙重擠壓，轉型升級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有利于外貿向優質優價、優進優出轉型升級的新條件正在積聚培育。
挑戰方面，楊長涌認為，首先，外需疲弱或將常態化。外需是我國出口的決定性因素，對出口的貢獻在80%左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16~2021年全球經濟年均增速預計為3.6%，比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下降1.2%，外需疲弱態勢難有根本改觀。
其次，產業轉移出現新動向。一方面，發達經濟體更加重視發展先進制造業，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另一方面，東南亞、南亞等地區不少發展中國家利用低成本優勢大力吸引外資，開始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我國出口面臨“上壓下擠”的壓力，特別是傳統加工貿易發展受到明顯影響。
再次，出口優勢“青黃不接”。一方面，要素成本步入長期上升通道；另一方面，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培育尚需時日，不少核心技術尚未掌握，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品牌還不多，開展跨國營銷與服務仍面臨較多困難。
雖然我國外貿發展面臨著種種挑戰，但有挑戰就有機遇。在楊長涌看來，我國外貿發展面臨的機遇同樣前所未有。
新型互補關系逐步形成。我國充裕的資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強大的制造能力與發展中國家以能源資源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成明顯互補，特別是質優價適的電力、通信、工程機械、軌道交通等裝備在發展中國家很受歡迎，這是外貿優化升級最重要的機遇。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和國際產能合作推進，通過擴大在發展中國家綠地投資、工程承包等大力發展投資貿易，有望帶動成套設備、零部件等擴大出口，提高高附加值中間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
自主創新能力逐步提高。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顯示，我國創新環境全球排名已升至第29位，制造業創新能力增強，通信技術設備和數字通信技術設備兩個領域的全球占比已超過美國。此外，我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具備強大的人力資源基礎，為我國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擴大自有品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出口、提高外貿質量和效益提供了堅實保障。
國內市場需求逐步升級。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有望達到60%，實現“三個一億人”目標。這將推動國內中等收入群體不斷發展壯大，創造巨大投資消費空間。“未來5年，我國預計進口10萬億美元商品，將成為促進世界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成為我國提高國際市場定價能力、增強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的一張好牌。”楊長涌樂觀地表示。（王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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