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也是當前穩增長、調結構的戰略支點。重視制造業是后危機時代經濟大國爭奪全球新的經濟戰略制高點的關鍵。我國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25%,但目前我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高端回流”和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分流”的兩端擠壓,傳統競爭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核心競爭力的缺失而面臨被淘汰。
我國制造業走出困境并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唯一出路在于轉型升級。在開放環境下,實現《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三步走”戰略,只能在全面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中實現,有效利用外資,與國外的企業在研發、技術、資本和人才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將大大縮短轉型升級的過程。
外國投資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改革開放后,我國制造業發展迅猛,外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不僅彌補了國內資金短缺,還帶來了先進技術和境外市場需求,使我國在國際市場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在我國制造業發展進程中,外資產生的外溢效應很顯著。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制造業結構變革的積極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釋放了我國的生產要素優勢,建立了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格局,成為我國出口貿易增長的主導因素。二是培育了我國原本不具備大規模出口能力的制造業部門,如電子、通訊、家電等行業,使這些行業在較短時間內融入國際供應鏈,使我國形成了符合國際市場要求的制造業平臺。三是外商投資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生產,替代了部分進口需求,加快了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吸收外資通過技術服務、零部件生產在當地外包、人員培訓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總體而言,外資把一些勞動密集型工序和環節配置在中國,引領性的關鍵技術不多,產品處于價值鏈的中低端,外資企業技術外溢與國內企業自主創新之間的聯動性不強,對我國制造企業的技術提升效果低于預期。
產能過剩和技術落后是目前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主要障礙。經過出口導向型模式和重化工業快速發展兩個階段,制造業迅猛擴張后形成的巨大產能,在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下面臨嚴重過剩,與此同時,高度依賴低端加工組裝、缺乏技術創新和品牌的產業體系已不適應競爭環境的變化,相當數量的制造企業處于經營困難的狀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6.1%,低于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7.8%的速度。
制造業利用外資總體規模下降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利用外資呈現總量下降、增速放緩甚至負增長、占比持續下降的趨勢。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1—4月,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717.2億元,同比下降14%,占全國外資總量比重為25%,同比下降4個百分點。
美國、德國和日本是公認的世界一流制造強國,在關鍵行業技術、先進材料和高端配備硬實力及品牌影響力、人力資源、法律法規體系等軟實力方面都比較強,但這些國家在我國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并不高。
外商投資增長相對較慢的行業多屬于傳統制造業、資源型制造業以及內資壟斷性制造業,這些行業創新能力不強、競爭力差、產品或服務質量不高,而增速較快的通信電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等資金技術密集型新興行業中,外商投資成為推動行業快速發展的關鍵力量。
我國制造業對國際投資吸引力下降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外資增長空間受到國際投資格局變化的不利影響。當前,國際產業競爭與合作的態勢發生重大變化,我國制造業競爭環境惡化。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越南等,利用其相對更低的要素成本,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國制造業生產的比較優勢弱化,國際資本開始尋找更具競爭優勢的投資區位。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戰略的實施以及跨國公司對全球制造業綜合成本的重新考量,推動部分制造業回歸。
第二,我國經濟正面臨比較大的轉折,國內市場飽和度、投資政策、要素成本的變化,中西部地區產業鏈配套不完善、物流成本偏高等都加劇了制造業領域外資的下行壓力。
第三,需要反思的是,我國外商投資環境存在根本性缺陷。高污染、高房價、高物價、高成本、高稅費等使得投資者心理恐慌。此外,制度性因素對外國投資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我國外商投資環境在市場準入、市場競爭、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務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玻璃門”“彈簧門”等問題仍較突出,使外商對發展環境、發展預期和長期投資缺乏信心。
提升制造業利用外資水平的政策建議
制造業外資減少將導致我國外貿出口減少,繼而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上升,所以下降趨勢長期化或幅度過大勢必會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還需要正視的是,我國工業基礎與能力尚待強化,制造業本身的發展還遠談不上充分,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
高新技術制造業是高度全球一體化的產業,跨國公司是全球范圍內高新技術制造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要加快我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就要加快引進外資。為引導外資經濟走在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前列,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打破認識誤區。目前認識上存在的偏差,一是認為外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有較高的份額,現有的產業保護措施都是必需的,有利于保障我國民族產業發展和經濟安全。二是認為國內資金供給充裕,不少產業生產能力過剩,內資企業的技術能力和制造水平不斷提高,對外資的內在需求減弱。三是認為當前國際投資發展的新趨勢和新規則是發達國家遏制中國的手段,將自主同外資完全對立起來進行批判。這些封閉思維和錯誤觀念從輿論環境傳導至決策層面,很大程度上導致我國在推進中美BIT談判、推進外資“三法合一”等方面進展緩慢。因此,有必要提高認識、統一思想。
第二,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為了更好地吸引國外先進高端制造業企業來華投資,我們需要繼續“筑巢引鳳”。政府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最突出的有三個方面:一是取消或減少對內資企業的行業保護,擴大外商投資產業范圍。二是簡化行政審批,促進投資便利化。三是鼓勵制定出臺多樣化招商引資政策。下一步要繼續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盡快完成新外資法的修訂,提升事中事后監管能力和水平,建立集中統一的外資管理體制。
第三,擴大開放和國際合作。近年來,各發達國家都在紛紛制定重振制造業計劃,美國發布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德國發布了《工業4.0》,英國發布了《英國制造2050》,日本發布了《2014制造業白皮書》。這些計劃與《中國制造2025》形成競爭關系,但從中也可以找到合作的空間。當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仍然偏嚴。印度政府近三年來不斷放寬外資準入,2014年,印度政府放寬醫療設備、建筑、保險等領域外資限制;2015年,印度政府放寬民航、銀行、零售和傳媒等15個行業的外資限制;2016年,印度政府放寬國防、制藥等領域的外資限制。我國應從頂層設計開始,制定開放目標和規劃,破除壟斷行業實質性開放的阻力;選擇部分產業基礎好、配套能力強、發展潛力大的地區,建設各有側重、各具特色的“中國制造2025”國際合作示范區,在市場準入、公平競爭、財稅金融、科技創新等方面予以積極支持。
第四,加大人才儲備和培養。目前,我國制造業技術工人無論是數量還是技能都無法滿足轉型升級的需要,中高級技工比例明顯偏低。國內工資水平的上升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從低端制造業轉移出來的大量勞動力難以勝任高端制造業技術崗位需求,政府需要加大制造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完善技能培訓補貼管理辦法,在高素質技術人才培養和培訓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制定企業對職業教育的投入稅前抵扣政策,優化制造業人才供給結構。
第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僅憑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并不足以支撐我國制造業發展,在吸引外資方面也不具備明顯優勢。在新的發展階段,制造業利用外資,一方面需要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需要產業政策發揮引導和支持作用。應盡快研究制定支持制造業利用外資的專項文件,建立項目優先的政府服務通道,體現鼓勵性傾斜政策,使國家有關制造業開放政策落地見效;應加強對已有各類支持性政策的梳理和評估,加強中央支持政策和地方支持政策的銜接和配套,提高政策支持的效益和效率;應加大對新興產業的減稅力度,清理各種不合理的收費。2017年4月26日,美國公布了自1986年以來力度最大的減稅計劃,國際稅收競爭將驅動外國投資從高稅國流向低稅國,為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同時防止本國資本外流,我國應減低稅負。建議重點鼓勵類制造業項目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先進高端制造業重大項目、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減按1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同時擴大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范圍,進一步加大對企業研發投入的稅前抵扣力度。(作者單位: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所)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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