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經濟是否要“保6”引發的爭論仍在發酵。多位受訪專家認為,2019年中國經濟有望維持在6.2%左右,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定在6.0%左右。如期完成“兩個翻番”目標并不困難,經濟增速目標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歲末年終,2020年經濟是否要“保6”引發經濟學界諸多討論。
今年3季度中國GDP放緩至6.0%,觸及今年GDP增長目標區間的下限。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20年的經濟增速對于實現“兩個翻番”意義重大。
多位受訪專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2019年中國經濟有望維持在6.2%左右,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定在6.0%左右。2020年如期完成“兩個翻番”目標并不困難,經濟增速目標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2019年人均收入有望破1萬美元的中國,正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這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分析認為,基于穩增長需要,2020年需要在逆周期調控上進一步發力,貨幣政策也有寬松的空間。
“兩個翻番”壓力不大
“近期PMI等先行指標出現了回暖的跡象,逆周期調節政策也在持續發力,四季度經濟可能略好于三季度,全年GDP有望維持在6.2%的水平。”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長6.2%,盡管第三季度降至6.0%,但四季度的GDP有可能略有回升。
徐洪才基于此預測,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可能是6.0%左右。
“原來沒考慮經濟普查的因素,三季度只有6.0%,不少人都很擔心,因為按照原來的估算,今明兩年必須達到6.2%才可以實現‘兩個翻番’的奮斗目標,這存在一定壓力。然而,第四次經濟普查把2018年GDP的規模補回來近1.9萬億元,那么明年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并不困難,明年增速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6%左右即可,低一點也無妨。”徐洪才表示,假如今年GDP增長6.2%,明年經濟增長只要在5.6%以上就可以實現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目標。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同樣認為,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定在6%左右。
“第四次經濟普查之前,我傾向于認為明年必須‘保6’,這是個底線,否則就完不成翻番的任務。不過第四次經普中,去年GDP增加了近1.9萬億元,與2018年初步核算數900309億元相比增加了2.1%。所以我認為,明年目標定在6%左右即可,即便經濟慣性地下跌一點,只要低于6%不太多,就不會影響翻番目標的實現。”牛犁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徐洪才強調,盡管明年的目標可能是6%左右,但在實際運行之中應盡可能“保6”。從長遠看,中國經濟并非完成“兩個翻番”就完事了,這一目標明年肯定沒問題,之所以要“保6”,是因為未來數年間中國要力爭順利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最新數據,2018年中國GDP已達92萬億元,人均GDP已超過9700美元,今年中國GDP突破10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將是大概率事件。根據世界銀行設定的標準,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就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
徐洪才表示,實現“兩個翻番”之后,2025年將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中國有望在6年之后GDP增長至少30%,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1.3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
在他看來,這并不容易,一方面上述標準是以美元計價的,而中國GDP是以人民幣計價的,近年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較大,如果人民幣出現貶值,則會拉長與這一目標的距離。另一方面,隨著資源環境可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發展更加注重單位GDP能源消耗、碳排放等質量效益目標。
根據巴黎氣候協定,中國承諾到2030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正在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也在不斷轉型升級,結構改革任務艱巨。
亟待提升投資效率
在牛犁看來,當前中國經濟仍面臨著不小壓力,一方面外部環境異常復雜、嚴峻,世界經濟仍看不出好轉的跡象,歐美日經濟都出現明顯回落;另一方面,國內仍有許多短期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有待解決,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增長速度換擋仍在持續。
徐洪才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在轉變,過去過多依賴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從人口結構上看,老齡化社會正加速來臨,新生嬰兒出生數量明顯下降。在此背景下,應加倍努力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防止經濟出現過快回落。
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中,外需扮演了一定的拉動作用,外貿順差是擴大的,順差有可能達到3800億美元,在此之前外貿順差連續多年縮小。
但徐洪才認為這并不是好消息,而是一種衰退性的順差。這是因為進口增長很疲弱,出口弱進口更弱,預計明年很難持續。2020年不能指望外貿順差對經濟有正的貢獻,如果投資、消費依然如此疲弱,經濟下行壓力就會更大,中國經濟要維持在6%左右,必須在內需上多加一把力。中國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發揮投資在穩增長當中的關鍵性作用。
徐洪才表示,明年赤字騰挪的空間有可能提高到3.0%,將進一步減稅降費,同時基建有望進一步加碼,有可能適度擴大財政支出,不過這一幅度不會太大。逆周期調節不會再搞大規模刺激計劃,未來投資必須“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提高投資的效率,優化投資的結構,避免產生新的產能過剩。
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更需要通過改革,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比如打破一些行業的壟斷,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調動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的積極性,而這兩者目前都面臨著不小的壓力。
民間投資在過去幾年間出現了下滑,投資信心不足,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金融機構的“惜貸”和“拒貸”等順周期行為仍在持續,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十分嚴峻。
徐洪才認為,逆周期調節對穩增長是必要的,但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還是需要通過改革提升潛在增速,在此過程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與新舊動能轉換,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大規模刺激不現實
如今,消費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動能。不過,由于消費增速趨于下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也有邊際減弱的跡象,其中汽車消費更是持續低迷。
徐洪才表示,最近幾年居民消費杠桿率持續上升,已積累了不少風險。穩消費的關鍵在于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這不僅能為提振消費提供支撐,更是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鑰匙。
貨幣政策方面,徐洪才表示,10月末廣義貨幣(M2)增速為8.4%,這是一個相對穩健的水平,未來適度的寬松也有一定空間。不超過9%的M2都是可以接受的,而0.5個百分點的寬松力度已是合理區間的極限。即便保持現有的貨幣投放速度不變,隨著經濟的逐步下行,實際上也能形成寬松的貨幣投放。
牛犁認為,當前貨幣政策的取向應注意分析物價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CPI創逾7年來新高,其中豬肉價格是推動物價漲幅擴大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PPI持續下行。
他認為,豬肉價格受非洲豬瘟、生豬存欄等偶發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的影響,是特殊情況,不必過于擔心通脹。目前中國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平衡的,只要糧價穩住,就不會發生明顯的通貨膨脹。而工業品方面,幾乎各個領域的供應都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也不必擔心價格大幅上漲。
牛犁指出,若不包含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8年初2.5%的高位震蕩下行,2019年初為1.9%,10月為1.5%,貨幣政策不必過度關注異常升高的CPI數據。
徐洪才則指出,對于CPI的快速上漲,應通過多養豬、增加供給來緩解。對于持續低迷的PPI,需要通過擴大需求來解決。貨幣政策有一定空間,但大規模的刺激并不現實。
牛犁也認為,中國近年來越來越重視高質量的發展,后者顯然不是通過大水漫灌獲得的。
對于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的,明年經濟低于6%是否會影響就業的問題,牛犁認為,經濟略低于6%并不會造成嚴重的就業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服務業每單位GDP拉動就業的潛力要比第一、第二產業多得多。
“今年美國失業率創下近60年來的新低,只有3.5%。日本更是降至2.2%,創下26年來新低。但前三季度兩者經濟增速只有2.3%和0.9%,這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有關系。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也已超過半壁江山,完成全年1100萬就業的目標任務并不困難,這并非‘保6’的充分原因。”牛犁說。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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