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算法：技術是如何創造價值的 | 數據政治

劉遠舉/文  算法正在成為互聯網技術的典型代表，而對于算法的社會影響，最大的爭議點是在外賣領域。

今天，外賣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日常，它是信息技術、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中國人口紅利三者結合的產物。在先進的前臺客戶端和后臺系統的調度下，數以百萬計的外賣騎手，提供了順暢的點餐體驗。但與此同時，爭議隨之而來，很多人認為，數字化管理系統盤剝了騎手。

最流行的觀點認為，“數字控制”為提高騎手效率，對騎手送餐環節進行監控、督促、懲罰、激勵。但這種解釋不但帶有某種煽動性，還過于大而化之，對分析問題作用不大。

算法如何創造效率

首先，數字化管理系統的作用，能夠賦能勞動者，提升效率，比如訂單分配，讓騎手整體上比以前更順路、效率更高。通過這種整體優化，數字化管理系統，能實現更高的效率。

其次，數字管理系統能快速的把單個個體的勞動技能，變為整體的勞動技能，從而提升整體的效率。

騎手的工作是一個很典型的“干中學”過程。

所謂“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古典技術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的主要內容，指從實踐中學。簡單的說，經濟增長源于人從觀察、實踐中學會、創造新技術，即“干”促進了知識的產生與技術的創新，它內生于勞動中。

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產的，著眼的是整個社會的生產率，那么，“干中學“的一個內在含義，就是個體知識，通過相互學習、討論、觀察與模仿，在集體中的擴散，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這種機制最終從社會生產中抽離出來，形成教育系統。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MBA等商科教育，都是如此。一個人不必在去觀察物理運動，自己總結牛頓定律，可以直接從他人那里獲得知識，應用于生產。所以，知識擴散，提升生產效率，本身就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

需要強調的是，數字化管理系統的這個過程，是效率從無到有，價值從無到有的創造、生產過程。這個創造價值的過程，與農民種出糧食，工人制造出產品是一樣的。

這里的一個誤解是，認為效率、價值早已存在騎手身上。數字化管理系統僅僅是發現、聚集了已存在的價值，而不是創造了新價值。那么，這個邏輯自然會導向剝削。但這種靜態的政治經濟學觀念已經落后，它已經不符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

黨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就是肯定了知識、技術、管理、數據，具有從無到有的創造價值的能力，并憑此參與分配。

“干中學“的擴散

外賣平臺的數字系統，高效率的實現了，騎手個體技能在群體中的快速擴散。

有騎手發現一個側門，可以大大縮短進入某大學送餐的時間。盈余出來的時間，他可以選擇休息一會或是多接一單。系統利用大數據發現了很多騎手都走側門，在系統里指示新的路線，于是，個體騎手的經驗，被所有人獲得。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改變是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勞動強度的提升。畢竟，走路的強度并沒有提升，反而是以前要走500米，現在只需要走100米了，不需要再跑著送了。

個體保留自己的訣竅，可以獲得比其他人更高的利益，但對整個社會來說，這卻是不利的，因為這會延緩生產率的提升。所以，專利制度既要保護創新，又要規定專利的時限。在騎手群體內，騎手的個體技巧被系統發現之前，都有一段獨占期，然后，系統發現，并把騎手的個人知識轉變為系統中所有人的共有知識，由此，促進整個效率的提升。

技能的快速擴散，還能在群體內部帶來公平。

仍然以騎手為例，平臺要求騎手收到取餐提醒就要去餐飲商戶取餐，不得有拖延，但有經驗的老騎手，往往不立即向平臺“確認取餐”，而是選擇“報備”，意思是“這單我可能會晚到”。由于這一單的路線已經確定，系統為了提升效率，就會派發更多同一方向的訂單，騎手跑一趟就可以同時送幾單，效率提升。

這種方式對掛單的騎手而言，當然是劃算的，但對其他騎手而言，卻并不公平。因為這不但會造成潛在的耽誤送餐。系統向掛單的騎手派發更多的順路單的同時，其他騎手的效率也會受到影響，由此產生收入差距。

系統會干涉這個過程。

首先，系統抑制掛單行為，會促進公平，騎手之間的差距會變小。但與此同時，在這種機制下，騎手整個群體中產生的有價值的經驗和方法，都無差別的傳遞給每一個騎手，讓每個騎手個體能力都有提升，市場規模擴大，每個騎手都能從中獲益。

所以，通過干預，系統在降低騎手之間差距的同時，也實現了騎手整體能力的提高，從而整體性的提升他們的收益。

騎手通過掛單的方式來獲取更多的利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對于每個騎手來說，掛單是對自己最好的選擇，但每個人都這么做，對于整體中的每個人來說，卻是一個壞選擇。以系統整體效率為目的管理系統，自然會去抑制這個囚徒困境局面。最后，達到一個整體上更高效、更合理的均衡。這就是“干中學“技術擴散的三個邏輯環節。

所以，數字管理系統創造效率的方法，是通過技術，快速擴散騎手技能。這不是一個“從騎手身上拿出多少”的零和博弈過程，而是一個紅利的創造過程。

效率的分配

算法驅動騎手，把騎手個體的分散知識，變為系統中每個人的知識，從而提升整個系統的效率后，這個創造出來的效率紅利，節約出來的時間，是怎么分配的，是被誰得到了呢？

只有看清楚效率節約或產生的利益，是怎么分配的之后，我們才能對提升效率做出道德評判。不然，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利益暗地的都分配給了甲，但輿論卻憑著直覺，全部去批評乙。

首先，騎手獲得了紅利。

不管是否直接面對管理系統，當某種技能被數字化、被擴散后，原本擁有這個技能的群體一定程度上會受損，但與此同時，另一部分群體會受益，社會整體也會受益。

典型的例子是出租車司機。除了開車，出租車司機的主要經驗是認識路，隨著智能手機的出現，導航更專業、更智能，不但認識路，還能預測擁堵。導航的出現，使得普通人成為網約車司機變得非常容易，某種程度上，出租車司機的經驗被分給了所有網約車司機。于是，出租車市場規模變大了，社會效率提升了，消費者獲得了技術紅利，網約車司機獲得了紅利。

基于同樣原理，導航指引之下，一個從外鄉來送外賣的年輕人，可以通過技術熟悉原來陌生的城市。由此，從行業角度，騎手可以與方便面、速食食品、飯店堂食服務員在市場中競爭，這就是所謂的消費升級，而騎手本身，也獲得了消費升級的紅利。，

騎手的紅利不僅如此，騎手的工作還變得更加自由。勞動不再需要一定與時間掛鉤，更高效的完成工作之后，騎手有了更多的，勞動多少，何時勞動的自由。。算法之下的高度有序化與自由度，并不矛盾。

自由的另一面是小時工資的提升。實際上，由于靠互聯網更近，騎手這個崗位，是一個西部山區，初中文化的25歲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聯網紅利的崗位。雖然這個紅利，比起大廠的程序員、產品經理、高管來說，不算什么。但這個紅利，仍然可以讓他的單位時間工資更高，比送快遞、在電子廠打工更劃算。這就是互聯網的紅利，這也是算法的紅利。這兩個紅利，正是他們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他們的選擇，是最好的證明。

其次，不言自明，當騎手可以送更多的單子，平臺交易規模也會擴大。

不過，騎手的紅利，不管是自由還是工資，都是實實在在到手的。平臺是否能保留紅利，還取決于市場競爭。比如，在外賣剛剛興起之時，平臺不但無法保留任何紅利，反而要通過融資向消費者發出各種補貼。所以，紅利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分配，取決于市場競爭狀況。

這里通常會產生一個誤解——廠商獲得新技術后，能減低成本，獲得超額利潤。但這并不是事實，因為技術會擴散，然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技術降低的成本，最終要給到消費者。

第三，消費者會獲益。

汽車行業，從100多年的原始手工裝配，到引入生產線，引入自動化，產量不斷提升，成本不斷下降，但這并沒有帶來廠家與行業利潤率的提升。在這100多年中，相對于收入，汽車的價格不斷下降。與此同時，也有汽車廠家破產。這就證明，行業技術提升帶來的紅利，被分配給了消費者。

另一個例子是信息行業，從計算機誕生以來，算力增加了千百倍，但生產廠商的利潤率并沒因此提升千百倍。以手機為例，第一代手機，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價格在1萬元，那還是多年前的一萬元。如今，功能強大得多的智能手機只要千余元。技術進步、技術擴散的紅利歸誰了呢？顯然，是消費者。作為單個的手機廠商，還存在破產的可能，諾基亞、愛立信、HTC都消失了，他們也享受了技術紅利的好處，但是他們無力保留這個好處，不但紅利給了消費者，把老本也給了消費者。

所以，紅利的分配，取決于競爭狀況。競爭越激烈，行業紅利就會越多的分配給消費者。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走向；平臺提供服務的傾向、重點，最終取決于消費者所看重的體驗。

影響分配的因素

用戶不愿多等，希望自己的外賣更快送到；企業想更多利潤，送出更多的外賣；騎手想要賺更多的錢，做更輕松的工作，多歇一歇。市場經濟中各方自利的動機無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那么，三方的博弈之下，騎手想多歇一歇的時間，該向誰要呢？

正如前面分析，當三方都得到了紅利，如果騎手想輕松一些，三方或許都要付出代價。就像沒有了996，同時也沒有加班費。所以，騎手想要輕松一點，恐怕平臺要讓利，消費者要更耐心一點，而騎手收入也要少一點。

但是，現在大多數人認為，消費者無需負責，騎手沒有得到紅利，算法應該為一切負責，算法應有價值觀。這個答案很直觀，看起來還頗有幾分專業性，但卻是偷懶的、煽動性的，錯誤的。

算法并不是勞動力，算法不能替代騎手送外賣，在機器人出現前，算法不能增加勞動。這就像網約車出事，大家都想出各種技術手段，但卻忽略了一個現實，手機不是變形金剛，不能變為一個機器人來保衛主人。手機提供的安全背后，需要勞動力、投入，比如社會熱議的一鍵報警，這背后就是一個復雜的公共服務系統，絕非滴滴一家企業就能完成。其次，算法沒有人格，算法不需要時間。就像機器不需要利潤，技術創新產生的額外利潤，要么分配給資本，要么分配給工人，要么給消費者。

算法推動的商業模式創新，并不是零和游戲，而是算法創造效率，做大蛋糕。算法產生紅利，但本身并不需要紅利，紅利在被產生的同時，就立刻被分配了。決定這個分配的從來都是勞動者的權利，而不是具體的管理規則。算法本身是一個中間之物，它是規則，體現的是參與制定規則的各方的意志與利益，那么這一規則的制定，應該由利益相關方參與設定。

勞動的價格由人的選擇決定，而人的選擇的空間大小，談判能力的大小，始終是由權利決定的，而非技術。權利才是決定騎手待遇的最關鍵的東西，不能希望技術落后，管理水平低下去維護騎手利益。

歸根到底，算法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的綜合體，所以，對算法的認識，要回到十九屆四中全會發布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上來，客觀認識知識、技術、管理、數據所創造的價值。從而讓頂層設計的改革意識，不再受困于普羅大眾的成舊觀念。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轉自：中國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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