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23個國家、近160位科學家聯合發布的《全球臨界點報告（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 2025）》發出最新警告：地球因氣溫持續上升，已達到第一個氣候臨界點——全球珊瑚礁系統的大規模白化與崩潰。這不僅破壞海洋生態與碳循環，也威脅超2億人的生計。
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前的世界正站在更多臨界點的邊緣：報告指出若全球升溫2℃，預計將導致海平面永久上升，極端天氣加劇，并引發糧食安全風險。當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地球生態系統一旦跨越臨界點，變化將是突然、劇烈且不可逆的。面對全球性的風險，當前的國際社會氣候治理體系準備好了嗎？
健康珊瑚礁與白化珊瑚礁對比 圖源：《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 2025》
全球氣候合作的“進”與“退”：中國新一輪NDC發布
十年前，《巴黎協定》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框架，近200個國家承諾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然而十年后，全球合作的裂縫正逐漸顯現：政治分歧與資金壓力削弱了協議的執行力。在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各國雖同意將核心預算增加10%，但主要捐助方的推遲或退出讓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依舊短缺。與此同時，一些關鍵經濟體的減排節奏放緩。印尼從“退煤”轉向“漸退”；越南、孟加拉等國也推遲了煤電淘汰；作為氣候治理的重要推動者，美國則先后退出多項國際氣候合作機制。這些“退群”與“降速”并非單一政治意志的結果，而是全球財政約束、能源安全與就業壓力等多重現實掣肘下的共同產物。
在這一場全球氣候合作的“退潮”中，中國與歐盟等各國成為穩步前行的重要力量。這種氣候行動的堅守，不僅體現在聲明的層面，更體現在制度層面——目標明確、政策成鏈。
近期，中國正式提交了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這是《巴黎協定》框架下各國必須定期更新的氣候目標體系，旨在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以內。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本輪NDC實現了從“強度型”減排（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向“絕對量”減排的戰略轉向，這意味著碳控制不再依賴經濟效率提升，而是著眼于總量收緊——從“減速增長”轉向“主動壓降”。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研究員柴麒敏指出：“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在達峰五年內減排超過10%。而中國提出的減排量，已超過歐美歷史同期的總和。” 而根據國家發改委《“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國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截至2024年底，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突破20.17億千瓦，同比增長58%，其中風電與光伏合計裝機15.3億千瓦，新增裝機3.73億千瓦。這一系列變化標志著中國氣候戰略從“追趕型”進入“引領型”階段。
在氣候合作格局出現裂痕的當下，中國的制度化減排路徑釋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信號：行動早于承諾，執行重于表態。 當全球緩步、暫停，中國依然以確定的行動，回應一個不確定的世界。
中國循環經濟新答卷：增長的起點
當“減碳”“綠色”從約束性指標變成經濟結構重塑的關鍵詞，中國的循環經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近期，國家發改委印發《節能降碳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管理辦法》，提出塑料循環利用項目最高可獲20%的資金支持。這并非單純的財政激勵，而是政策導向的再一次轉向——循環經濟不再是環保議題的“附屬品”，而被納入產業升級之中，成為“增長邏輯”的一部分。
同濟大學生態文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在受訪時強調，中國的循環經濟如今已處于第三個階段：從資源短缺驅動，到垃圾治理壓力，再到如今以“雙碳目標”為核心的系統性轉型。“過去是政府主導、企業跟隨；現在，循環經濟本身正在成為新的生產力。”杜歡政指出，在中國每年約11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中，45%取決于材料體系的循環效率——從“以竹代塑”到“循環包裝”，這些路徑正在成為減碳體系中具備杠桿效應的“第二支柱”。
當低碳落地：中國行業的“可重用“構建
隨著“雙碳”目標從國家戰略走向產業實踐，碳交易、綠色金融和節能專項資金等政策工具的逐步落地。與此同時，年輕一代消費者以“錢包投票”推動變革，他們更關注企業的ESG表現，也愿意為更負環境責任的品牌買單。在這一場政策與市場的雙向驅動中，“可重復使用模式”成為新興亮點，重新定義人、商品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
一紙一箱間的“零碳速度”
快遞行業或許是最具“可見度”的減碳行動者。每天數億件包裹穿梭在城市間，一頭連著電商與制造業，一頭連著廣大消費者，同時也連著巨量的一次性包裝廢棄物，如何讓這條物流鏈變得更經濟、更綠，成為企業必須回答的問題。
順豐是最早開始行動的企業之一。順豐在《2025年氣候行動白皮書》中提出，將在2050年實現全價值鏈凈零排放。順豐包裝創新實驗室負責人路鵬坦言，他們正在嘗試通過“SPS可持續包裝解決方案”構建一個能“閉環運轉”的系統：減量、降解、重復使用、回收再生。從免膠紙包裝到去油墨印刷，再到循環容器體系的投入與回收教育，順豐已累計投入超1億元用于建設回收系統與末端管理平臺。路鵬提出，真正的挑戰并不只是技術，“環保能否成立，關鍵在于能不能同時帶來效率和成本的優化。”他認為，綠色創新的意義不在更環保，而在讓環保成為更好的商業選擇。
順豐可循環包裝 圖源：順豐《2025年氣候行動白皮書》
一批初創公司也在嘗試用更靈活的方式讓可重用包裝真正“跑起來”，灰度環保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灰度環保副總裁蕭高飛在受訪時介紹，2017年團隊首次提出“快遞循環箱”概念時，市場幾乎無人問津。為了讓客戶相信可行，他們選擇“用數據說服人”：在安利的試點中，循環箱讓飲料運輸的破損率降為零；在安踏工廠間流轉中，項目在9個月內實現成本回收......幾年后，灰度環保已搭建起覆蓋260座城市的數字化循環箱網絡，拓展至冷鏈、電商和倉配等多場景。“國內客戶對于減碳、降本的需求越發強烈。”蕭高飛說道，“一些國內品牌已經超過了國外對綠色的認知。”
循環可重用物流正在從企業的單點試驗，走向更具規模的行業共識。如今，它的意義已不止“減碳”“綠色”“環保”，而在于重寫這條供應鏈的成本邏輯——更少浪費、更高重用率，也意味著更強的盈利潛力。
從一次性茶飲到“可重用生活”
外賣和茶飲行業同樣是一次性塑料消耗的“高發區”。從外賣餐盒到咖啡外帶杯，便利的背后是龐大的廢棄物體量。如今，這個高頻消費的行業開始探索另一條路徑——讓“重用”成為新的生活常態。
《外賣循環餐盒經濟與環境效益研究報告》顯示，相同場景下，循環餐盒的碳排放可減少約70%，經濟成本也下降15%，這意味著，循環模式同樣具備著從環保體系轉變為可能的商業現實，越來越多的企業也開始投入其中。頌怡“環寶蜂”循環杯項目經理湯俊彥（Otto）在受訪時介紹，他們從2021年起研發循環杯系統，目前已在舟山青浜島、廣州、香港等地試點。項目并非直接面向大眾，而是先在活動、展會和校園等“半閉環”場景試水——先建立一個能被回收、能被追蹤的體系，再向城市常態擴展。為緩解消費者的衛生擔憂，循環杯在重用清洗后需定期通過第三方實驗室檢測，包括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項目，檢測結果會定期公示。Otto坦言，目前清洗和物流仍是成本最高的環節，但隨著循環次數增加，成本會逐步攤薄。“一個473毫升的PP循環杯，只要用上11次，它的碳排放就低于一次性紙杯。”
舟山青浜島循環杯項目 圖源：環保蜂Ecobuzz
在政策與行業的交匯處，循環杯也開始被納入更廣闊的城市生活議題。廣東省循環經濟和資源綜合利用協會總工程師傅智健認為，循環杯推廣正成為城市塑料污染治理、實現綠色轉型的創新實踐方案。“要讓循環走得穩，政策、供應鏈和公眾參與缺一不可。”傅智健建議探索將循環杯模式納入大型活動（如演唱會、音樂節、體育賽事等）綠色低碳標準范疇，一方面能顯著提升大型活動的綠色形象，讓人們在活動過程中直觀感受“參與環保、踐行低碳”的價值，使綠色消費成為全民共識與日常習慣；另一方面將建立健全循環杯供應鏈與服務體系，推動形成“綠色消費需求—配套產業升級—全鏈條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提高用戶重用安全性與便利性，保障循環重用模式順暢運行。
今年6月，擺脫塑縛、SEE基金會“勁草嘉年華”、一個地球自然基金會、小草皮行動聯合主辦了首屆“重用日”市集，提供循環杯與可租借餐盒系統供公眾體驗，吸引超2萬人參與。這種方式讓公眾直觀感受到：低碳生活不再抽象，它可以是一次點單、一次歸還。
廣州保利時光里（淘金）舉辦的首屆環保重用日（市集）圖源：擺脫塑縛
這些看似零散的嘗試與行動，正在慢慢改變人們的使用習慣。消費者有了更豐富的環保消費選項，也不再只關心“麻煩不麻煩”，而開始衡量“方便與責任”的平衡；企業也從“可降解”轉向“可回收”，重新審視產品的生命周期。
隱藏在街頭的“低碳潛力”
過去幾年，企業間（to B）的循環包裝體系發展迅速，倉配、電商、制造等環節已逐漸建立較成熟的閉環；但在消費端（to C），這一模式仍處于培育期。環保機構擺脫塑縛項目經理陳艾佳談道，未來五年循環包裝的真正突破點在C端——讓消費者在取快遞、點外賣的日常中參與循環體系，“可重用模式”或許將是循環經濟的下一個新商業突破口。
在全球氣候不確定性加劇的當下，中國的低碳行動并不是孤立的逆行，而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責任選擇，同時可持續發展需要多方合作，街頭的一只循環箱、消費者的一次回收，或許正是鏈接宏大氣候議題與日常生活的橋梁。我們還是要想好，應該如何應對世界生態的下一個臨界點。
轉自：鷹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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