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新就業群體助力鄉村振興發展

　　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轉移雖為城市發展注入活力，卻也引發了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等一系列問題，制約著鄉村的可持續發展。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如何激活農村內生動力、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是亟需解決的難題。與此同時，一批依托數字經濟、特色農業、鄉村文旅等新興業態成長起來的農村新就業群體逐漸涌現，他們既扎根鄉土，又具備現代經營理念與市場意識，為鄉村振興帶來了新的可能。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強調推動人才、資本等要素向鄉村流動，并“加強穩崗促就業工作，促進重點群體穩定就業”，為該群體的培育與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為推動農村新就業群體更好地助力鄉村振興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依據。

　　農村新就業群體的內涵、特征與生成邏輯

　　農村新就業群體的內涵與類型劃分。根據就業所依托的產業載體與就業形式的不同，農村新就業群體可劃分為幾種主要類型：一是特色農業經營群體，他們摒棄傳統粗放種植模式，專注于有機農業、生態養殖、農產品精深加工等領域，通過標準化生產與品牌化運營提升附加值，如承包山林發展林下經濟的農戶或創辦合作社進行農產品初加工的經營者，實現了農業增效與個人增收的統一；二是鄉村服務從業群體，他們依托鄉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從事鄉村民宿經營、旅游向導、物流配送、電商客服等工作，以鄉村生態與文化資源為依托提供服務，既盤活了鄉村閑置資源，也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三是返鄉入鄉創業群體，主要包括積累了一定資本與經驗后返鄉創辦小微企業的農民工，以及高校畢業生、退伍軍人等入鄉創辦農業科技公司、文創工作室的創業者，他們帶來城市的理念與資源，通過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形式帶動當地就業與產業升級；四是數字賦能就業群體，作為互聯網與鄉村經濟融合的產物，包括農村電商主播、短視頻創作者、農產品運營專員等，他們借助網絡平臺將鄉村產品推向全國，打破了地域限制，拓展了鄉村產業的銷售渠道。

　　農村新就業群體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們身上烙刻著獨特的時代印記，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并未割斷與土地的聯系，土地承包經營權往往仍在手中，這使得他們擁有既是農民，又是掌握新技能的職業者的雙重身份。其職業選擇展現出令人矚目的多樣性，早已沖破傳統農耕的藩籬，滲透至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各個環節。從鏡頭前的電商主播、精心打理客房的民宿管家，到保障生鮮送達的冷鏈物流從業者、為農產品賦予靈魂的品牌運營師，新職業層出不窮。支撐這種多元就業的是他們逐漸習得的現代生產經營能力與數字素養。無論是返鄉青年帶來的電商運營與市場營銷經驗，還是本土農民通過培訓掌握的視頻拍攝與直播帶貨技巧，都成為他們連接廣闊市場的有效橋梁。

　　農村新就業群體的生成邏輯與驅動因素。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成了該群體生成的基本前提。隨著戶籍制度改革深化與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鄉村不再僅僅是傳統的生產生活空間，而是逐漸演變為能夠承載多元就業形態的新場域。農業自身的現代化轉型，則直接夯實了產業基礎。規模化、智能化農業的推進，催生了農業經理人、數字農業技術員等前所未有的新崗位。而鄉村產業融合趨勢的深化，進一步拓展了就業的邊界，農產品精深加工、鄉村休閑旅游、農村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帶動了產業鏈上大量新增就業機會。若具體剖析其驅動力量，多元因素共同構成了推動力。外部支撐首先來自政策體系的完善，從創業補貼、技能培訓計劃到具體的產業扶持政策，一系列舉措有效降低了鄉村就業與創業的門檻。技術賦能的作用尤為關鍵，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物流網絡向鄉村的下沉以及數字工具的廣泛應用，極大幫助農村勞動力突破了地理空間的局限，得以直接對接全國乃至全球大市場。市場需求的持續升級同樣創造了新空間，消費者對優質、特色農產品及深度鄉村體驗的追求，倒逼鄉村產業向高品質、高附加值方向升級，從而衍生出更多新職業。從內部動力審視，農村勞動力主體自身的觀念蛻變與能力提升，才是核心引擎。新一代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市場意識與開拓精神更強，許多人還通過外出務工積累了初始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返鄉創業、在鄉發展成為他們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路徑。與此同時，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持續改善，顯著提升了鄉村生活的舒適性與便利性，使得鄉村日益成為兼具發展機遇與生活品質的宜業宜居新家園。

　　農村新就業群體助力鄉村振興的作用機理

　　推動產業興旺。農村新就業群體是驅動鄉村產業興旺的核心引擎。在產業層面，他們堪稱激活鄉村經濟的核心引擎，其作用主要通過兩大途徑發揮：一是深度嵌入并改造傳統農業，二是引領開創鄉村新業態。他們將城市積累的先進技術、前沿市場理念與寶貴資本資源引入鄉土實踐。例如，返鄉創業的大學生很可能應用物聯網技術建設智慧農場，推動農業生產走向標準化與智能化，從而顯著提升產品品質與生產效益；通過領辦或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他們能夠有效帶動周邊小農戶走向規模化、綠色化生產；更為關鍵的是，他們憑借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善于挖掘鄉村蘊含的生態、文化等多重價值，直接催生了如電商直播、休閑旅游、田園綜合體等充滿活力的新業態。他們熟練運用新媒體平臺，將地方特產打造成網絡爆款；巧妙盤活農村閑置宅院，發展精品民宿經濟；同時整合物流資源，打通農產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在此過程中，他們不僅是產業的實踐者，更是觀念的革新者，引導普通農戶從“生產什么就賣什么”的傳統思維，轉向“市場需求什么就生產什么”的市場導向思維，并高度重視品牌培育與產業鏈延伸，從而系統性地推動鄉村經濟從單一農業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演進。

　　促進生態宜居。農村新就業群體是鄉村生態宜居環境的關鍵塑造者。他們將綠色發展理念從倡導轉化為具體實踐，主動參與環境公共治理；作為連接市場與生產的紐帶，他們以身倡導綠色生產方式，比如綠色種養、綠色出行等；他們積極投身村容村貌環境整治，自發組織包裝回收、河道垃圾清理等活動，并創新設計激勵機制，能有效激發村民參與生態環境保護。這些綠色發展理念成功地將生態保護與個人收益、產業發展聯系起來，不僅改善了村容村貌，更將生態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優勢，吸引人才與資本回流，實現“環境優化-產業增值-人才匯聚”的良性循環。

　　引領鄉風文明。農村新就業群體是引領鄉風文明建設的生力軍。他們憑借獨特的城鄉雙重視野，在現代文明傳播與鄉土文化重塑中發揮橋梁作用。在日常職業活動中，他們自然地引入并示范環保、誠信、契約精神等現代理念，通過直播分享、服務規范等方式，潛移默化地更新鄉村的行為準則與公共意識。他們深度介入鄉村文化傳承和創新：一方面，將非遺、民俗等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創意結合，開發文創產品并通過新媒體推廣；另一方面，通過組織鄉村春晚、非遺工坊等活動，讓村民從文化“旁觀者”變為“參與者”，重拾文化自信，為鄉村注入持久的精神活力。

　　提升治理水平。農村新就業群體是提升鄉村治理有效水平的“前哨兵”。他們以新的知識、技術與資源參與公共事務，推動治理模式向多元化、精細化演進；他們主動融入基層治理，運用專業知識更精準地整合與表達民意，助推民生項目落地；他們借助數字工具創新治理手段解讀村規民約，建立線上議事群以擴大外出村民參與、鏈接鄉賢資源引入外部支持。他們正成為聯結傳統與現代治理智慧的紐帶，其倡導的“參與治理情況與積分獎勵、優先服務掛鉤”的創新模式，能有效激發村民參與治理，從而推動鄉村治理從“行政主導”向“多元共治、人人參與”的良性格局轉變。

　　帶動生活富裕。農村新就業群體是帶動農民生活富裕的重要力量。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創造就業崗位、拓寬收入渠道與賦能人力資本三個維度：他們所催生的各類新業態，創造了大量就近、靈活的就業崗位，例如電商產業鏈上的產品包裝、快遞物流，鄉村旅游中的客房管家、鄉土向導等，讓留守勞動力就業就在“家門口”；他們通過構建“農戶+合作社+電商平臺”等利益聯結模式，使農民不僅能夠獲得穩定的工資性收入，更能分享到品牌化帶來的產品溢價增值，以及閑置資產盤活產生的收益；最為關鍵的是，他們通過開展各種技能培訓，將直播電商、現代農業管理、鄉村旅游服務等實用技能傳授給更多村民，從而有效提升了鄉村勞動力整體的自我發展能力與市場競爭力，為推動村民生活富裕打下堅實的能力基礎。

　　農村新就業群體助力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

　　群體自身發展受限。多數從業者源于傳統農業生產領域，其固有的知識儲備與技能框架，同鄉村產業融合化、經濟數字化的現實需求之間，出現了顯著斷層。這主要表現為：不少鄉村電商從業者僅能進行基礎的上架與銷售操作，對于深層的市場趨勢研判、品牌戰略構建則力有不逮；一部分投身現代農業的技術人員，在面對智能灌溉、無人機巡檢等設備的數智化運維時，也顯得捉襟見肘；更普遍的問題在于，他們對市場運行規則與商業合規邊界的認知相當模糊，這本身便埋下了經營風險的種子；真正嚴峻的挑戰是，該群體的抗風險能力很是脆弱，他們高度靈活卻極不穩定的就業形態使得收入很不穩定；而社會保障網絡的普遍缺失，令他們在疾病、意外或行業震蕩面前毫無屏障，極易導致個人與家庭生計的崩潰。正是這種“發展能力不足”與“社會安全網缺位”交織而成的雙重脆弱性，不僅禁錮了該群體自身的成長發展，更削弱了他們帶動鄉村產業升級的效能。

　　外部支撐體系不足。外部支撐體系的政策精準性不足與公共服務缺失，是制約該群體發展的關鍵環境瓶頸。現有許多扶持政策未能充分契合該群體靈活、多元的就業特征，存在明顯的“供需錯配”。以社會保障為例，政策多以傳統固定勞動關系為前提，導致大量靈活就業者被排除在保障網絡之外；產業扶持資源則往往傾向于傳統經營主體，對電商供應鏈建設、數字營銷培訓等關鍵需求響應不足。在公共服務層面，跨區域流動的從業者在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仍面臨戶籍壁壘，增加了其扎根鄉村的后顧之憂；農村地區普遍缺乏針對性的創業孵化、技能實訓及法律咨詢平臺，從業者在遭遇市場風險與合同糾紛時往往求助無門。外部支撐體系的不足，不僅抬高了新就業群體的生存發展成本，同時削弱了其職業穩定性與鄉土歸屬感，甚至導致人才流失，影響了鄉村振興人才基礎的持續鞏固。

　　產業融合層次不深。部分產業項目與鄉村本土資源、主體及文化融合度不足，呈現出“嵌入性”困境：一些由新就業群體推動的產業，在選擇上存在盲目跟風的現象，與本地資源稟賦、文化特色脫節；在價值鏈構建上，許多活動仍停留在初級農產品直銷環節，缺乏標準化、品牌化及深加工探索，產業鏈短、附加值低；此外，項目運營過度依賴外部供應鏈與人力資源，未能與本地配套產業及留守勞動力形成緊密協作，導致經濟收益大量外溢，對本地就業與收入的帶動效應有限。這種“懸浮式”的發展模式，難以培育根植于本地的特色產業集群，也使產業發展因缺乏深厚的地區與文化根基而后勁不足。

　　社會認同與融入困難。由于城鄉文化隔閡與制度保障缺位，該群體面臨社會認同與鄉村融入的深層挑戰：新就業群體因為長期在城市生活，他們練就了注重效率、規則和注重個體價值的思維與行為方式，這與鄉村社會以人情、面子與差序格局為核心的交往邏輯時常產生摩擦；在生產經營決策中，他們往往以數據驅動的進行市場判斷，這可能與依賴傳統經驗獲得的鄉土智慧發生沖突；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可能會被本地村民視為“異質”，阻礙其獲得信任與接納；而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公共服務保障不足也會加大他們融入難度，也會讓他們難以下定決心深耕鄉村。

　　農村新就業群體更好助力鄉村振興的路徑

　　政府引導優化政策與服務。面對農村新就業群體普遍遭遇的保障缺失、技能短板、基建薄弱等痛點，地方政府應從宏觀管理轉向精細化服務與基礎性平臺構建：在養老、醫療政策上，積極探索適應靈活就業特征的政策措施，為其編織一張兜底的基本安全網；在產業扶持政策上，設立專項資金用于支持電商供應鏈整合、數字營銷人才培訓、初創期貸款貼息等，切實解決“政策所需”與“群體所急”之間的錯配問題；在硬件支撐上，則需持續投入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大力推動“快遞進村”工程、系統性提升鄉村地區網絡質量、科學規劃建設民宿等，為農村新就業群體提供有力支持；在服務質量提升上，政府需要整合資源，搭建集政策解讀、創業輔導、技能培訓與市場對接功能于一體的“一站式”綜合服務平臺，并聯合高校、企業開展諸如“鄉村新農人培育”，提升農村就業群體的競爭力。通過構建這種“安全網兜底、針對性賦能、基建強支撐、服務提效能”的多維支持體系，政府方能營造一個穩定、可預期且充滿支持力的發展環境。

　　市場驅動鄉村產業新業態。鄉村振興離不開可持續的產業支撐，而新就業群體正是將市場需求與鄉村資源進行創造性連接的市場化力量。其發展路徑的關鍵在于，引導他們深度挖掘并精準回應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從對優質農產品的渴望到對田園生活的體驗追求。鄉村電商主播不應僅是銷售員，更應成為鄉村優質產品的發現者、標準化的推動者和品牌故事的講述者，通過直播電商倒逼農產品實現從“產什么賣什么”到“要什么產什么”的轉變，并延伸至分級、包裝、深加工和品牌化運營，從而提升整條產業鏈的價值。同樣，民宿管家等文旅從業者，需超越提供住宿的初級功能，致力于將本地自然景觀、民俗文化、生產生活場景轉化為深度體驗產品，帶動餐飲、文創、研學等關聯業態發展，實現一二三產業的有機融合。市場的競爭壓力將自發激勵該群體持續學習、迭代商業模式，這種以市場信號為牽引、以創新創業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能最有效地將鄉村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產品優勢、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形成具有內生動力的鄉村產業體系。

　　多元社會協同構建支撐體系。農村新就業群體的健康發展，無法依靠單一力量，必須構建一個“政府引導、市場發力、社會補充、社群互助”的協同生態系統：政府扮演規則制定者、平臺搭建者和初始推動者的角色，負責統籌協調與基礎公共服務供給；市場主體，特別是大型電商平臺、物流企業和本地龍頭企業，應通過流量扶持、供應鏈對接、技術下沉和訂單帶動等方式，為新就業群體提供可直接利用的市場通道和商業資源；各類社會組織，包括行業協會、公益基金會等，則能發揮其靈活性、專業性和公益性優勢，在技能標準制定、資源鏈接、初創孵化、權益維護等方面提供差異化補充；尤為重要的是，要鼓勵新就業群體內部形成互助組織與合作機制，通過共享信息、共建供應鏈、共擔風險，實現抱團發展。這種網絡化支持體系，能將分散的資源與力量擰成一股繩，為新就業群體提供從起步到壯大的全鏈條、立體化支撐。

　　群體賦能激發內生動力。外力支持最終需要通過內在轉化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對農村新就業群體自身的賦能是促進鄉村振興的基石：在培訓方式上必須徹底告別“一刀切”的模式，轉向高度場景化、精準化的定制培養，如針對電商運營、民宿管理、現代農業技術等不同賽道，開發模塊化、階梯式的課程體系，并充分利用線上平臺實現靈活學習：在培訓內容上要緊貼行業前沿與實踐痛點，邀請實戰專家授課，強化實操訓練；在培訓目的上要激發群體主體性與自信心，需要通過樹立和宣傳本土成功典范，建立技能認證與創業激勵掛鉤的機制，讓群體看到切實可行的成長路徑和獲得回報的希望，從而變“要我發展”為“我要發展”。對新就業群體的賦能絕非一次性活動，需建立長期的跟蹤服務與交流平臺，持續回應其成長中的新問題，促進經驗分享與知識迭代。當新就業群體的專業能力、市場意識和創業精神得到系統性提升，其內生動力得以良性循環，他們將不僅成為鄉村產業的可靠參與者，更會升級為帶動鄉親、革新觀念、傳承文化的鄉村發展引領者，為鄉村振興注入最持久、最深厚的人力資本。

　　農村新就業群體是激活鄉村振興的關鍵力量。他們憑借靈活的就業形態與深厚的鄉土紐帶，為鄉村發展注入了強勁活力，有效推動了農產品價值提升、新業態涌現以及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融合。在人才層面，返鄉青年帶來了先進理念與技術，其成功示范與“傳幫帶”效應更吸引了人才回流，培育了本土化人才梯隊，紓解了鄉村人才空心化的困境；在文化層面，他們利用新媒體挖掘、展示與傳播非遺技藝和鄉土習俗，增強了鄉村文化自信，促進了文化資源收益化。然而，該群體的可持續發展仍面臨嚴峻挑戰：職業技能與市場認知的短板、社會保障覆蓋不足的脆弱性構成雙重制約，政策精準施策與配套服務的缺位亦亟待補強。鄉村振興歸根結底是人的振興，農村新就業群體既是受益者更是核心驅動力。唯有通過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環境與更有效的賦能路徑，充分激發這一群體的內生動力與創造活力，才能充分發揮他們在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生態宜居與文化繁榮進程中的作用，最終實現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與可持續發展。

　　（作者：鄧艷桃，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資源與環境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廣東省韶關市乳城鎮科技特派員；于金伙，廣州商學院現代信息產業學院講師，廣東省云浮市富林鎮科技特派員）

　　轉自：中國經濟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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