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當時懷揣技術深造的理想，橫跨太平洋來到了美國，本來想學習和研究當時國內算是空白的肝移植技術，結果到了美國第二年就開始從事上了癌癥的前沿研究。2017年，在美國打拼了二十一年后，我抑制不住創業的沖動，橫跨太平洋再次回到了祖國，致力于用自己積累二十一年的癌癥精準治療經驗造福同胞。
世上有三萬六千行，但是教師、律師和醫生這三類從業人員，要保持一種理想主義：一個解決靈魂問題，一個專注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一個解決人們身體健康問題，沒有信念怎么能行?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有句名言叫“死生亦大矣”，確實，如果從醫生的視角來思考哲學問題，那就是：“世間事除了生死，都是閑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說：“無論至于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并檢點吾身。”“醫學之父”的話成為后世醫生的道德準則，也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價值觀念，從我決定進入醫學領域以來，如今已有三十年的時間。在這三十年中，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選擇，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種職業，而是當成了事業，熔鑄了我所有的歸屬感、成就感、幸福感和使命感。
我決定報考醫學專業，決定當外科醫生，決定赴美深造，決定從事癌癥個性化精準治療方面的探索，決定回國創業，進而在醫療行業深耕細作三十余年，全是因為在我的人生當中經歷過刻骨銘心的“兩可痛三可喜”。
究竟是什么樣的“兩可痛”讓自己如此刻骨銘心呢?
一可痛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至親之人離開，卻無能為力。三十年前中國的醫療條件和現在相比是天差地遠的，現在感覺是不值一提的小手術，在當時都能置人于死地，醫療資源極度緊張，醫療設備極度缺乏，醫療經驗極度不足，普通的闌尾發炎，都可能造成親人間的陰陽兩隔。沒有相關生活體驗的人，沒有經歷過生離死別的人，很難理解這種痛苦。因此，在高考時我義無反顧地報考了醫學院。
二可痛者，癌癥成為中國人第一大死因，每年新增450萬人，新老患者超過2000萬人，這是讓所有醫生都深感痛心的一組數字。癌癥病人的痛苦除了家人，恐怕只有醫生能夠感知了。我從事了二十年的癌癥研究和臨床，見過各種各樣的病人，從病因、藥理、臨床等層面分析這些病人的時候，在對生命深感惋惜的同時，自己的內心也備受煎熬，如果能夠妙手回春，挽救這些家庭的幸福，那將是醫生最大的價值。
我體味過難以對人明言的“兩可痛”，同時也有“三可喜”。
一可喜者，我知道了癌癥不是不可克服的，關鍵在于方法，而個性化精準治療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有一個朋友因為接觸放射線的原因，在二十年前得了淋巴癌，但因為是早期，加上得到精準的個性化治療，現在依然健康地生活著。這就說明，不必“談癌色變”，癌癥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在可預期的未來，它會成為一種慢性病，但目前它是可怕的，只有精準的治療方案才有可能克服它。我在美國紐約市愛因斯坦醫學院腫瘤中心、美國首都華盛頓喬治城大學腫瘤中心兩家機構擔任科學家期間，實踐并完善了使用體外培養癌細胞做藥物敏感性試驗的技術，形成對腫瘤個性化用藥和精準施治的理念及實施路徑，這不僅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病人的痛苦，也能因此做出精準配藥和精準治療方案。
這項工作，用了我人生中最精華的二十一年時光，但是能夠學成歸來，造福中國同胞，內心還是頗感欣慰。
二可喜者，《“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發布，標志著促進全民健康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這給健康行業從業者拓展了廣闊的藍海。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健康產業占GDP比重超過15%，加拿大、日本等國健康產業占GDP比重超過10%，而我國的健康產業僅占GDP的4%至5%，我認為從這個數據來看，中國的大健康產業才剛剛起步。健康也是生產力，我們這一代人付出努力，爭取為下一代人創造更為健康的生活環境。
三可喜者，我終于下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回國創業，并且決定用商業化的手段惠及更多的人。在創業初期我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為科學家的研發和技術優勢，也做好了從科學家思維向企業家思維轉變的準備，通過打造團隊，建立咨詢體系、營銷體系、質量控制體系和人工智能生產體系等，融合理論與現實、理想與現實、理性與現實，最大限度地降低用戶使用成本，全力提高病患的生活質量，這是我創業的原動力。
在這三十年中，我始終堅信醫生也有俠客情懷，他們也不會被眼前的茍且所束縛，暮雨斜陽，單槍匹馬，也能追尋詩和遠方的田野。能夠施展生平抱負，能夠為患者排憂解難，做些對社會對人類健康有益的事情，才能體現人生價值。誰說思維嚴謹的醫生不能有浪漫情懷和理想主義?誰說醫生手里的手術刀不能像俠客的刀一樣可以匡扶正義?
轉自：號外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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