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中國報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主題征文】
在武漢前線看到的堅守與傳承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襲來，武漢封城。
我漸漸意識到，這可能是我記者生涯中又一件大事。從2007年進入南都以來，我經歷過汶川地震，泰國紅衫軍，2011年的日本海嘯和利比亞戰爭，也采訪過非典10周年的人物。從2011年開始，我工作的另一個方向，是娛樂攝影。對我來說，娛樂攝影是突發新聞的良好調劑和平衡。我原本以為，我是一個“老人”，再次有突發新聞的時候，自己應該沒那么積極了。
可是得知本報第一批隨醫療隊派遣到前線的記者名額只有一個，而這個名額不是攝影記者的時候，內心還是很焦灼。我向報社表示，愿意赴武漢一線報道。同時，好幾個攝影記者也表達了這個意愿。當時的武漢，就是事件的核心，只要我到核心，我看到的，我所傳遞回來的消息，就會有說服力。沒有別的理由，我是一個記錄者，不論以什么形式，都應該在現場。
所以，2月4日，單位電話響起，問我是否要去武漢，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下來了。
這個情景和2010年我去泰國報道紅衫軍的經歷竟然有點相似：也是一個早晨，電話把我叫醒，我看了下，是部門領導的電話，我就大概猜到了。放下電話后，我著手準備去武漢的事宜。由于多年的出差經驗，準備工作不存在什么難度，唯一的難題其實和十年前也類似：如何告訴家人我要出發。
可以說，我生長在一個警察之家。爺爺奶奶都在公安系統工作過然后轉到地方，外公更是以警察的身份退休，母親也是一位警察。從我選擇職業的初期，母親對我的期待就是和她一樣，成為一名警察。我還清楚記得，在我告訴家里我要當記者的決定之時，母親是反對的，她覺得這個職業充滿不確定性，而且也會遇到危險。然而我沒有忘記，在2008年初，廣州火車站滯留了三十萬人的時候，接近50歲的母親，也堅守在火車站的一線。身為警察的母親和身為記者的兒子都在現場。漸漸地，母親也開始理解我的工作，態度也慢慢轉變為支持，因為她也明白這份工作有它的意義。
2010年我告訴母親我要去泰國拍紅衫軍的時候，母親剛動完手術在醫院休養，她對我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每天守在電視和報紙前留意著泰國的消息，非常擔憂。今年2月4日，我答應報社前往武漢后，猶豫著該如何告知，后來我覺得，如實說，是最好的做法。
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你可以不去嗎？”
我知道母親沒辦法阻止我，但也清晰理解她為什么會問出這個問題：無論她有什么外在身份：黨員，警察……首先她是一個媽媽，媽媽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遠離危險的。但這次是我主動對她承諾：不需要擔心，我會跟著醫生和護士，好好保護自己，然后安全回來。實際上，安全回到廣州，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是我在武漢那么多天里的唯一目標。
和家里說完，再通過微信告訴身邊最好的朋友們我要去武漢的消息后，我進入余下的準備工作。
由于這次是集團幾家媒體都派了記者，所以我們不是孤軍進入武漢。我接到南方周末的老師打來的電話，說是他們的記者從北京還有上海出發，但物資在廣州，問我能否幫忙帶一些東西給他們。我答應了，并且多帶了一個箱子幫他們裝防護裝備。我相信，如果我遇到同樣的困難，他們也會為我這么做。？
在收拾器材的時候我唯一感到糾結的是，是否需要帶閃光燈和柔光箱。帶這些東西意味著行李會非常笨重，在再三權衡過后我決定用最簡易的方式帶一套燈光設備：如果所有人都只拍日常報道，同質化會比較嚴重。我是一個人物攝影師，燈光就是我的武器之一，燈光的介入就能為我的拍攝帶來多一些可能性。實際上，拍攝一組肖像的想法當時雖然還很模糊，但已經開始形成。
雖然也有多年突發經驗，但人物拍攝對我來說更讓我感到著迷。在出發之前我就看到了不少前線醫務人員分享自己被口罩壓出痕跡的臉，感到震撼之余我在想：如果可以用一個統一的方式拍一組特寫，那就好了。
我們第二天就進入了武漢。說實話，到武漢后，我的心里是沒有底的：二月初的武漢，正是疫情最膠著的時期，壞消息不斷出現，每個人都很緊張。我對自己能否安全完成任務并沒有任何把握，也不知道防控措施做到什么程度自己才安全。就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就穿著單薄的口罩誤打誤撞進到了發熱門診，幸好我們都安然無恙。
2月6日的當晚，正當我們都準備睡覺的時候，傳來了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消息。得知李醫生還在搶救中，我們幾個都從床上跳起來，穿衣服準備趕赴武漢中心醫院現場。由于我們都沒有防護服，所以要先去廣東隊所在的漢口醫院穿防護服再出發。那個晚上武漢極其的冷，我們一批記者守在中心醫院的門外，悲傷的情緒感染著我們。和以往的突發現場不一樣，我們沒辦法用肉眼看到危險，然而疫情期間，壞消息和死亡，卻是非常真實而且就在身邊。
直到首批廣東醫療隊的院感專家陳祖輝老師在2月7日晚給我們做了第一次防疫培訓，我們懸著的心才稍微放下。2月8日，我來到了廣東一隊接管的漢口醫院，拍攝醫護人員元宵節的工作。對我來說，廣東隊所在的漢口醫院，是核心中的核心：醫療條件不好，離華南海鮮市場直線距離最近。我們首批廣東醫療隊啃的，是一塊硬骨頭。
2月8日我拍攝的任務是中午12點到16點的護士班，我早在10點30分就來到了漢口醫院外。我在醫院門外呆了將近30分鐘，觀察情況至于也給自己做思想準備：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到隔離病房。
多年的突發經驗讓我對判斷現場和人有比較準的直覺，在病區外我一眼就認出了一位廣東醫療隊的醫生，上前表明來意后，他對我說：“來，我帶你進去唄！”我很幸運，遇到的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院感專家劉大鉞。
在劉大鉞老師的監督下，我穿好防護服，經過兩道緩沖區，進到漢口醫院的隔離病區：呼吸六病區的范圍里。不知道為什么，從踏入病房的一刻起，所有的緊張焦慮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腦海里只有一件事：好好拍照，然后保護好自己。后來回想下，這種感覺在泰國拍紅衫軍的時候也有：越在危險的時候，越要冷靜。這種感覺相當的純粹。
交接班的呼吸六病區感覺像是一個戰場：D組和E組的護士在逐床交接，告知護理事項；午飯來了，護士要負責分發病人的午飯；呼喚鈴不斷響起，當日有十多個病人要出院，然后病床會迎來新的病人；護士站里，黑板寫著當日各個病床的資料，新接班的護理小組成員互相給對方在防護服上寫上名字……隔著防護服，一切操作都很困難，很費體力，更別說認人了，隔著厚厚的1860型N95，大家說話都是喊的。交接班結束，廣東省人民醫院的孔佩文已經累得坐在了緩沖區門前的垃圾桶上喘氣。
沒多久我也感受到了防護服給我身體帶來的壓力：喘不過氣，汗流浹背，護目鏡越來越不清晰……我只能硬著頭皮拼命調整呼吸，以跟上醫護人員們工作的節奏：提早離開病區對我來說并不是一個選項，一套防護服和口罩實在是太寶貴了，我不希望浪費，我要盡可能多呆在里面。
醫療隊早期的物資的確面臨匱乏的狀況，這在我頭幾次穿著裝備進入病區就深刻感受到了。2月9日晚我第一次進入方艙醫院的時候，醫療隊給我的防護服是170的，而我的身高是182。那次真的是有點狼狽，我好不容易進入了方艙醫院，可能是媒體記者里面比較早拍到醫院里面情況的一個人，但拍攝的時候我的防護服卻被我撐破了。幸運的是我馬上發現并求助身邊最近的醫療隊員，最終內蒙古醫療隊的護士幫我進行了一次消毒后，護送著我出了隔離區。
2月10日晚上我又蹲守了漢口醫院的一個夜班，半個小時我就直接高反了：醫療隊每天拿到的裝備型號都不一樣，恰好當晚我們拿到的是最不透氣的那款，我完全沒辦法呼吸。幸好醫生把我領到了辦公室讓我坐著休息，半晌后我終于恢復過來了。當晚我目睹了新冠肺炎病情發展的可怕：當日下午收治的一位病人，在交接班時被重點交代，護士們努力用了將近一個小時把他的血氧含量調回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然后大家去接新病人。半小時后，儀器報警，珠江醫院的護士李萍和馮學鋒馬上趕到床前，病人就已經去世了。就在五分鐘前，新收的病人剛住進病房。一個五分鐘，有人看到了生的希望，有人卻一下子走了。收拾尸體，清理病床等終末消毒工作也是由護士來完成：新冠期間醫院沒有護工，醫護人員在穿著防護裝備的情況下，承擔了病房內的一切工作。每一次短暫的休息時間，所有人都會癱坐在護士站的椅子上，體力消耗到了極限。
在和醫療隊員們數次病區里面一起工作的經歷，更讓我對穿著防護服工作的感受有了更切身的體會。拍攝一組照片的想法漸漸清晰：我要用自己最擅長的人物肖像形式，給他們拍一組剛摘下口罩時細節豐富的臉的照片。我想通過這種形式，向外界傳遞，我們的醫務人員在經歷著什么。
2月11日晚我正式搬進了廣東第一批醫療隊所駐扎的，離漢口醫院十分鐘路程的快捷酒店。進入酒店的一剎那，看到醫護人員們井井有條，分區明確的房間，我最初心里的顧慮就全部打消了：我想我能夠安全回家了。
事不宜遲，在當晚我就拿著設備來到漢口醫院，在緩沖區外等待著換班出來的人。凌晨12點，護理D組被替換出來，我遇到了我照片的第一個主角：廣東省人民醫院護士吳掌明。吳掌明是湖北人，在大年三十晚，和另外100多位首批廣東醫療隊隊員一起，奔赴前線，保衛自己的家鄉。
由于之前我們已經在隔離病房里有共同工作的經歷，聽到我的拍攝請求，吳掌明爽快地答應了，并充當了我的“試光模特”。可以說，后面所有照片的參數，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定下來的。我不希望醫護人員長時間暴露在沒有口罩保護的環境下，所有照片都盡可能在一分鐘內拍完。
我回到酒店就立刻處理照片，也趁機仔細看了每一個人的臉：當時處于疫情最膠著的時候，這些被口罩壓出傷痕累累的臉上，雖然疲勞卻沒有彷徨，沒有害怕，只有平靜，樂觀，自信。雖然條件有限，在技術上我覺得可以更好一些，但情感上我覺得，實在是太震撼了。到現在我回看這些照片，依舊覺得很激動。
來武漢的時候，由于行李空間不夠，我只帶來一個手持的燈架，剛開始拍攝肖像的時候，我都請旁邊的醫護人員幫忙拿燈。我很快就發現，每個人拿燈的效果都不一致，于是我咬咬牙，一手拿著相機，一手拿著閃光燈，完成拍攝。這個拍攝方式持續到了下一批來武漢支援的攝影記者給我帶來一個三角燈架才算是告一段落。
報社編輯胡群芳老師，從我登上武漢的火車就開始和我溝通，當我把拍攝肖像的設想告訴她的時候，她非常感興趣。第一批發回去的照片，全部是護士，胡老師提醒我，一定要拍到有醫生的照片。為了盡快發出報道，2月13日的凌晨我又守在了隔離區外，拍攝到三位醫生：中大附一的司向，中大附一的易慧，還有南方醫院的肖冠華醫生。回去的路上我和三個醫生進行了采訪，連同之前采訪拍攝完的護士，十多個人的圖片文字，發到了后方。
我沒想到的是，圖文做成的海報，2月13日晚上就開始刷屏。這一定要歸功于后方所有同事的努力。后來幾個美編和我說，由于影響力很大，各地都希望給醫護人員亮燈，編輯們往往忙到了半夜。我為此感到既高興又愧疚，高興的是我的照片讓各地的醫護人員都得到了關注，愧疚的是在這些照片的背后，不眠不休工作的同事們，實在是太辛苦了。
每個醫護人員看到自己的照片反應都不一樣。女性醫護第一反應都是，哇好丑啊！珠江醫院的劉芳護長，在我面前哭了，她不希望家人看到她這個憔悴的樣子。有的男醫生則覺得，雖然有傷，卻是他們最帥的時刻。不過所有人都認同，這張照片記錄下他們這個時期最真實的樣子，以后不會再有了。照片很真實，真實即是力量。
真實的力量是強大的。照片得到了讀者的喜愛，廣東省21個城市同時為援鄂的醫護人員亮燈。中宣部希望能夠發揚光大，把拍攝擴展到全國的援鄂醫護人員身上。我們南方報業承擔了拍攝整個廣東醫療隊的工作。很多讀者說，他們終于知道醫護人員在前線的付出有多大。而我則希望，大家不要只在疫情的時候想起他們，平時他們也在默默付出，面對生死。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我們只是把平日的工作搬來了武漢而已。”為醫護人員們爭取到關注，或者是幫他們達成一些小小的心愿，我感到非常開心。一家飲料公司，聽說有醫生下班后最想喝飲料，即刻給醫療隊送來；也有護膚品牌，和報社聯名，給隊里送來修復皮膚壓痕的產品。在箱子上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我們相信，醫學與愛，終將戰無不勝。
能為這些人做一些事情，哪怕只有一點，我覺得我來武漢也值了。
在援鄂的醫護人員里，不乏03年打過非典戰役的老兵，更有90后95后的年輕人。我們曾經覺得不懂事的90后95后，突然成長了起來。我不由得想起了08年，50后的母親，和80后的我，兩代人，一起出現在火車站現場，這也許就是傳承。
作者簡介：
鐘銳鈞，2007年進入南方都市報擔任攝影記者至今。采訪過08年雪災，汶川地震，泰國紅衫軍，日本311地震，利比亞戰爭，非典十周年等。同時也是一位娛樂攝影師，對人物拍攝有濃厚興趣。2020年2月5日至4月26日，被派往武漢并堅守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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