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保持了向上態勢，實現了“十五五”“開門紅”。
4月4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季度論壇（2026年第一季度）”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澤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保持向上態勢的主要動力，來自外需和基建投資增速回升。如果單純從數據走勢看，即使全球石油價格年內保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中國經濟“開門紅”也能夠延續。一方面，當前中國外需支撐機制具有多樣性，這意味著調整手段多、韌性強，對全年有足夠的支撐。另一方面，在“十五五”重大工程前置、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助力下，中國基建投資增速全年將保持在高位。
于澤認為，2026年第一季度內外需發力，中國經濟“開門紅”維度一是宏觀經濟良好開局，價格水平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回升；維度二是財政和金融數據表明政策持續發力，反映出財政支出靠前發力、穩增長的政策導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強調，政策發力和改革加力相結合，推動中國經濟回穩向好。一是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二是增強貨幣政策支持性功能，三是以深化改革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四是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五是多措并舉推動物價回歸合理區間。
中國經濟已經在“再平衡”
2026年以來，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能源價格沖擊持續不斷，全球航運網不暢，中國風景這邊獨好，實現了經濟“開門紅”。王一鳴認為，中國經濟開局良好得益于宏觀政策提前發力：一是2026年初以來中國積極財政政策靠前發力，提前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兩重”項目預算支出，各級財政加快支出進度，支持項目早啟動早實施。二是貨幣政策保持寬松，金融總量較快增長，2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8.2%，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9%。三是地方政府以啟動實施“十五五”規劃為契機，推動一批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開工建設，推動投資和經濟企穩回升。
王一鳴提醒，2026年，中國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大，一是中東戰事延宕帶來不確定性。二是全球貿易形勢仍存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國內經濟運行仍面臨挑戰，“供強需弱”矛盾仍然突出：一是消費需求仍然偏弱，二是房地產市場尚未止跌回穩，三是民間投資仍然乏力，特別是“供強需弱”突出表現為供給端擴張速度明顯快于需求端擴張速度。
王一鳴分析，“供強需弱”放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中觀察：一是2012年后隨著勞動力絕對數量減少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需求側擴張在減速，需求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約束條件。
二是2020年世紀疫情對供需兩側都造成巨大沖擊，但對需求側沖擊更大，加之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集中暴露，需求側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擴張速度都明顯放緩。
三是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形成需求收縮效應，雖然近年來新興產業增勢強勁，但短期內仍難以抵補房地產調整形成的需求缺口。
四是房地產價格下降帶來的資產減損，對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形成收縮效應，居民消費更趨謹慎。
五是地方政府財政和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償債壓力增大，對投資需求形成影響。而且，化解存量隱性債務，要求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客觀上會抑制投資需求擴張。
六是供給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主要通過擴大出口釋放，但是隨著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超過30%，擴大出口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表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消費占比已經在上升，但消費依舊偏弱，可能會造成較大的產能壓力。同時，中國推動更多的產品出口，但現在形式發生了變化，即投資占GDP比重在下降，消費占GDP比重在上升，中國經濟已經在“再平衡”。
中國經濟運行發生了多方面積極變化
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當前的經濟壓力都不是“暫時的”，而是系統性矛盾的集中爆發。黃益平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供強需弱”，特別是消費偏弱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政府更偏重投資與供給，對消費支持不足。二是勞動力長期過剩抑制了工資增長。三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老百姓不敢花錢。“造成中國國內消費相對較弱的因素：一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二是過去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黃益平認為。
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內需依然疲弱，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持續不振和消費內生動力仍然不足，都是宏觀政策對經濟進行了兜底。王一鳴分析，中國有效需求不足有體制機制因素，比如中國長期實行生產導向的財稅體制，以增值稅為主的生產環節稅收占比較高，導致地方政府重生產、輕消費，使得消費增長往往跟不上供給擴張。“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短期可以依靠強化宏觀政策力度，但根本上還是要從改革找出路，以改革破解難題。”王一鳴強調。
全球產能過剩、中國內需不足、貿易摩擦升級，本質上都是“國內市場消化不了過剩產能、資本就向全球擴張、全球市場觸頂后、爭奪就會升級為貿易戰、科技戰甚至地緣政治沖突”矛盾的體現。黃益平表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是產業升級換代：新興產業發展。二是國內經濟平衡：消費需求提升。三是國際秩序變化：全球南方共識。
實際上，中國經濟放緩本質上是長期投資驅動型資本積累模式，在資本有機構成急劇提高后必然達到的臨界點。黃益平分析，中國應對經濟增長下行需包括宏觀（財政貨幣）、行業（產業政策）與改革（市場化）政策的組合，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功能轉變，從直接推動工業化進程增長到助力創新活動。“創新活動從研發投入→研發成果→經濟產出，既要有創新能力，也要有擴散能力。”黃益平認為。
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數據普遍超越市場預期。黃益平認為，2026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發生了多方面積極變化，第一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好于2025年第四季度，要抓住當前積極因素明顯增多的有利時機，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比如，“投資于人”就是將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教育、醫療、健康、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旨在通過提升人的知識、技能、健康水平和綜合能力。
中國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和循環模式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需要進一步找準經濟中的“堵點”，以新思路實施好超常規宏觀政策，精準發力，這就需要一個分析視角，即找到一個穩定的標尺與當前數據進行對照分析。于澤介紹，當前宏觀經濟分析中經常使用兩把標尺：一把是歷史標尺，即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周期進行類比；另一把是發達國家標尺，即與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同一發展時期進行比較。
于澤分析，在對本輪經濟周期中分析視角的歷史標尺和發達國家標尺都失靈了：一方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規律深刻變化，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更加獨立，與西方傳統發展軌跡之間的差異不斷加大。“為了全面預判今后經濟走勢，需要梳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新特征，找到新的分析視角和框架，即新的標尺。”于澤表示。
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一系列循環“堵點”，比如供給端“內卷”加劇、微觀降本增效收縮性循環、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地方政府收支壓力加大、就業壓力下預期變弱等，而在諸多“堵點”中最為關鍵的是總需求傳導機制失靈。于澤認為，傳統的經濟周期傳導方式，即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帶來需求和價格上升，進而帶動“利潤和工資增加—資產負債表穩步修復—信貸擴張—拉動投資—推動經濟上行”的鏈條失靈，財政和貨幣政策資金難以有效進入經濟循環。
2026年，中國經濟總體保持平穩，但是讓中國經濟走出一輪新周期，就需要打破當前經濟循環“堵點”，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和循環模式。于澤分析，本輪經濟運行新特征是中國進入發展模式深度轉型期，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和機制性變化，但在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原有交易關系破裂、交易模式失靈，新的交易關系和交易模式還在形成中，導致市場供需錯配，進入持續“內卷化”。
中國經濟要擺脫粗放擴張的傳統路徑，必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于澤分析，中國經濟要根本性完成轉型，多條路徑下最為合適的是以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從資產化做大資產模式走向產業升級做強資產模式，實現新供給和新需求在高水平上動態平衡。為此，“十五五”時期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建設好現代化產業體系和與之匹配的現代化收入體系。他認為，宏觀政策需要瞄準當前經濟循環的“堵點”，統籌考慮節奏和持續性，穩中求進，不能盲目一次性打光子彈，看準的也要一次性給足。（記者 孟凡君）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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