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資本流動由大幅流出轉為基本平衡，這是2018年年初人民幣匯率由熊轉牛的重要動因之一。預計2018年跨境資本流動將持續改善，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不會輕易放松。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王有鑫在分析人民幣匯率走強緣由時如是認為。
（圖片來源：互聯網） 1月5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開盤，跳升逾100個基點報6.4799，升破6.48關口，創2017年9月以來新高。隨著隔夜美元再度走軟跌回92下方，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調升128個基點至6.4915，略強于預測均值。人民幣匯率走勢再次由熊市進入牛市。2015年“811匯改”后，當年人民幣即期匯率下跌4.4%，2016年繼續下跌6.6%。到了2017年形勢已然逆轉，人民幣全年升值6.7%，基本收復2016年全年跌幅。由于匯率走勢相較股市和大宗商品價格來說，在預期和跨境資本流動影響下，在某一階段更加具有趨勢性和確定性，因此，王有鑫認為人民幣升值走勢將繼續鞏固和強化，向著匯改前的水平邁進。這從2018年的匯率走勢中可見一斑，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從去年底的6.5342升至1月5日的6.4915，短短四個交易日升幅已達0.66%。
王有鑫分析指出，人民幣由貶至升經歷完整周期有其內在邏輯，五大因素助力人民幣匯率“由熊轉牛”。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由下行趨勢轉為基本穩定。經濟增長是決定匯率長期走勢的基礎，經濟穩則信心穩、匯率穩。2010年以來，我國季度GDP同比增速波動下行，從12.2%跌至目前的6.8%。然而，進入2017年以后，中國經濟逐漸企穩，前兩個季度經濟增速均達到6.9%，為近6個季度新高。三季度經濟增速為6.8%，盡管有所放緩，依舊處于近期高點，為匯率穩定提供了有利支撐。
二是跨境資本流動由大幅流出轉為基本平衡。綜合考慮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與凈誤差與遺漏項目，2015年下半年我國跨境資本共流出4332億美元，2016年進一步擴大至6279億美元。而2017年前三個季度已降至508億美元，如果只觀察合法流動渠道下的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更是由逆差轉為順差，合計流入1121億美元。同期，外匯儲備余額連續10個月回升，銀行結售匯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也大幅縮減。跨境資本流動形勢改善支撐人民幣匯率企穩。
三是美元指數由上行轉為下調。人民幣匯率表現為隨美元指數變化而反向波動。美元自2011年進入新一輪牛市周期，2017年初達到本階段高點103，自此之后，隨著“特朗普交易”退潮、新政開展不及預期、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加息后不升反降，使美元指數大幅回落，目前徘徊在92下方。根據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公式，帶動人民幣升值。
四是匯率管理更趨積極主動。“811匯改”之后央行采取了一攬子措施應對，匯率管理更加積極主動。早期主要采取外儲直接入市干預、窗口指導、口頭干預等手段，后期增加了利率調匯率、征收遠期購匯風險準備金率等價格手段，同時輔以中間價形成機制改革和“擴流入、限流出”等政策。匯率管理工具更加完備，對國際國內時局和內外部、金融市場之間的聯動情況把握更加清晰，管理效果越來越好。
五是境內外利差由收窄轉為擴大。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為了刺激經濟，我國存貸款基準利率5次下調。與此相反，美國自2014年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接連5次加息，此消彼長下境內外利差顯著縮窄。然而，進入2017年以來，我國在不調整政策利率的情況下，通過金融去杠桿，使M2和社融增速下降，市場流動性收緊，貨幣市場利率和其他短端利率大幅抬升，尤其是2017年5月以來表現更為明顯。與此相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加息后不升反降，境內外無風險利差再次擴大，既阻止了境內資本大規模外流，也吸引了外資流入。
上述五點因素在匯改前后的變化構成了匯率周期轉換的基礎，王有鑫預計2018年人民幣將繼續走強，并有望逐漸回升至匯改之前水平。他認為，2018年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跨境資本流動將持續改善；貨幣政策將更趨收緊，境內外利差將持續在安全邊界上；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措施不會輕易放松；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經濟同步回暖，貨幣政策由分化轉為一致，美元指數上漲基礎弱化。（路虹）
轉自：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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