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滋養的文化自信日益凸顯

　　近年來，隨著考古發現成果的涌現、考古手段的革新進步、考古知識的廣泛普及，考古不再是生僻冷門的領域，已然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一連串自帶強大流量的話題，更將其推上“頂流”之巔。

　　▲ 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后室玉衣片出土情況

　　▲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帶具、馬具

　　近日，經過激烈角逐，一年一度的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如期揭曉。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河南淮陽時莊遺址、河南伊川徐陽墓地、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吉林圖們磨盤村山城遺址入選。

　　從此前的三星堆持續“霸屏”到如今十大新發現再掀“全民考古”熱，考古頻頻火爆“出圈”，走向大眾并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廣泛影響，不禁讓人重新思索與審視考古與公眾、與社會的關系。

　　考古和社會發展有何聯系？如今，我們的心中有了更豐富的答案：有人說，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里的歷史挖掘出來、舒展開來進行窺探；有人說，一個個考古發現，能為國家和民族歷史提供例證，為社會發展提供文化源泉，成為愛國主義教育載體，成為經濟建設的亮麗品牌，不斷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關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一文中其實已給出了準確答案：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當今中國正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創新。我們的實踐創新必須建立在歷史發展規律之上，必須行進在歷史正確方向之上……

　　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新物證——夯實文化自信

　　在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多項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新的物證參考。正是它們，為中國海洋文化探源提供實物印證、填補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印證中華民族遷徙與融合的歷史。

　　我們從哪里來？史前文明是何風貌？此次入選的招果洞遺址給出了答案。

　　作為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歷史最悠久的遺址，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在全國范圍內十分罕見。該遺址共發現51處用火遺跡、2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與人類活動有關的動植物遺存。其中，在該遺址距今早于1.2萬年地層中發現的1件通體磨光石器，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為探討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證據。該遺址發現的51個火塘，是目前中國發現的用火遺存最為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之一。這些遺存與散落在周邊的遺物一起，為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

　　專家表示，該遺址更新世晚期墓葬和陪葬品的發現，為研究西南地區早期喪葬觀念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新材料。招果洞遺址也是中國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為研究西南地區早期人類居住活動，進一步為復原史前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

　　中國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何時？起源又在何方？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驅散歷史的迷霧。

　　▲ 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出土的陶器組合

　　據悉，該遺址出土400多件陶器、石器、骨器、貝器等，以及各類貝殼等動植物遺存，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國沿海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的相互關系提供了獨特范例，為今后探索發現中國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遺址指明了方向，也為研究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材料。

　　井頭山遺址還發掘出土露天燒火坑、食物儲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區等聚落遺跡遺物，包括人工利用后廢棄的大量動植物遺存、礦物遺存等，“這些發掘表明余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發源的重點區域。出土遺存和所處地理環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來源于寧波沿海地區，由此把河姆渡文化年代上限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水城說。

　　“考古工作是夯實文化自信的堅實堡壘。” 該項目負責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孫國平認為，中國是擁有1.8萬公里海岸線的海洋大國，研究海洋文化也是中國考古工作的重要內容。“相對四川三星堆遺址等內陸考古，沿海考古發掘內容還不夠充分。井頭山遺址展現了古老的中國人適應海洋環境、利用海洋資源的歷程。它的發掘具有極高的學術和社會價值，對研究中國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環境變遷等問題意義重大。”孫國平說。

　　力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發展格局——凸顯“中國氣派”

　　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最東的位于大海之濱，最西的處于青藏高原，時間跨度、遺址類型涵蓋廣泛。尤其是時間跨度上，涵蓋了從距今4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到金元之交的東夏國的考古學成果，對于增進學術界與公眾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民族融合與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等議題的理解意義重大。

　　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河南獨占3項，其中鞏義雙槐樹遺址揭示了一個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國”，再次實證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重要的起源之地。專家表示，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從其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分析，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鄭洛地區這一聚落群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該遺址發現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筑的特征，為探索三代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素材。該項目負責人、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介紹，遺址發現了3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發現有“一門三道”的門道痕跡。“一門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儒家經典《周禮·考工記》中的記述，得到了考古學成果的印證，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都發現過“一門三道”的門道痕跡，而雙槐樹的相關發現比這兩者都要早，凸顯了雙槐樹大型建筑基址的源頭性，對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宮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遺址必將幫助人們持續厘清華夏文明發展的脈絡，充分彰顯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坦言。

　　河南伊川徐陽墓地則見證了春秋戰國時期民族遷徙與融合。專家指出，徐陽墓地的發現證實了文獻所載“戎人內遷伊洛”的歷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民族遷徙與融合、文化交流與互動的重要資料，其所表現出的文化融合與嬗變，是中原華夏文明的先進性與包容性的重要體現，也是中華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實證。

　　中華文明如何從“多元”走向“一體”？這一歷史演變過程有何考古實證？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給出了回答。

　　▲ 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出土的鼓吹依仗

　　少陵原十六國大墓規模巨大、形制特殊、結構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畫且皆為兩室以上的大墓，應是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其整體形制、布局、隨葬器物既有顯著的中原傳統漢文化特點，又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專家普遍認為，該墓的發現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極具價值的資料，體現出中原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及影響力，反映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演變過程。

　　▲ 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出土的銀質鎏金面飾

　　此外，此次考古十大新發現再次刷新了學術界對于邊疆地區民族文化交融深度與廣度的認知。如吉林省圖們市磨盤村山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填補了東夏國考古的空白。再如，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出土文物呈現出多種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該遺址出土的木俑、帶柄銅鏡的形制與此前新疆出土的相關文物十分類似，顯示兩地早有頻繁的文化交流。

　　科技引領考古邁向新未來——盡展“中國風格”

　　此前，對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就曾引發公眾對于1986年與2020年兩次發掘技術與手段的比較。曾經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年代已過去，建于遺址之上的考古實驗室、多功能集成發掘平臺等先進設備及技術日益普及。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更是一場場多學科交叉、多種科技手段“加持”并用的“綜合考古”。

　　招果洞遺址堆積厚約8米，對其環境的考古工作，考古專家采用了地層沉積物代用指標和石筍古環境代用指標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類洞穴遺址內采集石筍進行古氣候復原工作，系國內首次。目前已經獲得其中幾根石筍的精確年代模型。對石筍進行顯微觀察發現，石筍紋層內含有許多木炭碎屑，與文化層堆積中的用火強度高度耦合，推測古人類在洞穴中用火的紀錄最早可追溯到一萬多年前。

　　同時，考古專家對出土遺物全部測量了三維坐標。換言之，考古學家利用三維重建技術，在計算機中模擬出每個發掘層面的三維模型，可在其中為全部出土物準確定位，這將為其后續研究提供極大便利。

　　在評選中，專家給出評價：招果洞遺址考古發掘學術目標明確，多學科深度融合，整合了包括洞穴沉積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古環境學、石器分析、年代學等學科，考古科研院所與高校強強聯合，是區域考古協作和多學科團隊攻關的優秀范例。

　　井頭山遺址距現在的地表有5米至10米，而且被海相沉積覆蓋，給考古工作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為此，考古學家先建造了一個東西長50米、南北寬15米的鋼結構基坑，將發掘范圍框定加固。整個過程充滿難點，如不能采用大型機械施工，以免破壞考古現場；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為它們具有腐蝕性。這項工程的復雜性大大超出考古學家當初的設想，最終在多方努力下花費一年半時間完成了鋼結構基坑的施工。

　　“這是我國首次因地制宜把鋼結構基坑成功運用于考古發掘區圍護，為國內外類似遺址的發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義。”多位專家表示，井頭山遺址的發掘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其在地下深埋藏、高水位環境下的高難度、極細致的發掘工作，也為我們今后尋找挖掘同類型遺址提供了有效實驗場所。

　　“很多人說，科技為中國考古插上了翅膀。用我的話說，是為考古學家配置了望遠鏡和顯微鏡。”王巍笑言。此次十大新發現的一項項成果顯示，今天的考古學家已運用各種現代科技手段分析歷史遺存，大大提升了考古學研究的精細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學研究，更是題中之義。“在發掘過程與后續研究階段，普遍開展了多學科合作，綜合運用多種技術手段進行分析。”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袁靖表示，今天，考古學已經逐漸成為一門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目的、廣泛采用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方法的學科。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運用多種相關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更加全面地獲取各種資料和信息，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經成為21世紀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極為重要的標尺。

　　“全民考古”熱持續發酵——提升社會文明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始于1990年，至今已走過了31年。這31年來，中國考古學發展迅速，不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術上取得了進步，公眾對考古學的關注也越來越多。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向公眾網絡直播了終評會，入圍終評環節的20個項目，由匯報人依次向公眾報告。

　　正是考古學與直播的攜手聯袂促成了如今新一輪的大熱趨勢。例如，2015年11月，央視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1號主墓開棺過程；今年3月央視直播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過程。通過一場場直播，公眾親眼見證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現于世。這種現場感與歷史感的交錯，給予每位觀眾如臨其境般的觀感，滿足著大家探秘、解密的好奇心。

　　考古專家普遍認為，眼下，考古頻頻“出圈”，獲得公眾的熱切關注，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公眾對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不斷增長的興趣，是對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自信。“我們探究文明的起源，更要觀照當下的文明。”正如一位考古專家所言，“全民考古”熱促使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站在新時代的高度，考古工作者要從歷史發展的邏輯、學科發展的邏輯，用唯物史觀來總結和認識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和內涵，認識中華民族走過的歷程，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認真學習、系統思考考古學的成就及其對國家發展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對象是我們祖先創造的5000多年的輝煌文明，每一個考古發現都會促進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和文化自信心的增強。”正如王巍總結，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許多優秀的文化基因、優秀的價值觀念沉淀在中華兒女的血脈之中，成為我們今天不斷發展的精神源泉和動力。許多發明創造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其他途徑為世界其他文明所接受、所吸收，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作出的卓越貢獻，已載入人類文明的史冊，也將永遠激勵中華兒女自強不息、砥礪前行、同心同德、開拓進取，創造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薛帥）

　　2021年4月22日《中國文化報》第8版刊發特別報道

　　《考古滋養的文化自信日益凸顯》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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