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增新規實施漸進 資管行業反饋調整動態

　　隨著7月1日資管行業增值稅新規實施節點的臨近，市場上關于資管行業稅收問題的討論趨熱。

　　6月17日，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在“2017(第十九屆)中國風險投資論壇”上指出，要落實《基金法》關于基金財產的稅收原則，以“稅收中性”保障基金組織架構的創新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基金業協會亦對基金行業實施“營改增”涉及的法制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認為基金行業實施營改增應穩中求進。

　　“對公司影響較小，但對產品的影響較大，新規與之前差別較大，但目前政策尚不明朗，還要等待具體細則。”6月20日，某大型公募基金財稅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行業關注重點

　　事實上，“營改增”已于2016年5月1日在金融行業全面實施，但相關政策仍在逐步配套完善的過程中，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多次發布相關文件對政策進行補充說明，特別是關于資管行業“營改增”后存在的一些問題。

　　首先是2016年12月21日發布的《關于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40號)(以下簡稱“140號文”)，此后今年1月11日，又發布《關于資管產品增值稅政策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財稅〔2017〕2號)(以下簡稱“2號文”)，明確2017年7月1日以后，資管產品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以資管產品管理人為增值稅納稅人，按照現行規定繳納增值稅。

　　但是關于增值稅的繳納規則，資管行業內則一直存在討論。

　　“按照證券投資基金法相關規定，基金財產投資的相關稅收，由基金份額持有人承擔。而根據140號文和2號文的規定，基金投資產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以基金管理人為納稅人。這樣就導致基金管理人在完成納稅義務之后，還需要從基金份額持有人收回相應的稅款。” 普華永道金融行業稅務及商務咨詢服務合伙人康杰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基金法》第五條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將基金財產歸入其固有財產”；第八條規定，“基金財產投資的相關稅收，由基金份額持有人承擔，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繳義務人按照有關規定履行代扣代繳義務。”

　　康杰稱，為了能夠使得基金管理人繳納的增值稅最終由基金份額持有人承擔，基金管理人在核算基金單位的每日凈值時，需要考慮當日即此前交易產生的增值稅影響，并據此估算凈值。然而，增值稅是按期繳納的，增值稅的實際繳納是在每個納稅期的期末。這樣就產生了每日凈值如何預先計提增值稅，如何處理計提增值稅與實繳增值稅的差額等一系列問題。

　　“這是140號文和2號文實施給公募基金管理人在未來基金運營方面帶來的最大的挑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機構人士表示，“例如，投資者集中在納稅日的前后發生巨額的申購贖回，可能對基金的流動性產生一定威脅。”

　　“可以預見將來稅企之間容易產生不同意見的地方，可能會集中在140號文中第一條對于金融商品是否保本，以及第二條贖回資管產品如何才算是到期，這兩條新的規定上。”康杰認為。

　　實際上，140號文中關于保本的爭議表現在依據合同約定的書面條款進行判斷是否保本，還是稅務機關會參考多重因素綜合判斷；關于資管產品持有至到期的概念也存在理解模糊之處，贖回和轉讓環節的收益該如何認定等。

　　“針對資管產品的營改增政策對于整個行業的產品設計、產品運營、票據管理和納稅申報等方面都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畢馬威中國稅務合伙人羅健瑩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例如一些凈值型產品，由于投資者的回報跟標的資產的收益直接掛鉤，假如產品需要交納增值稅，對管理人在凈值管理及匯報的工作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戰。”

　　行業期盼厘清納稅主體

　　不過，由于上述爭議的問題未能明確，在時間線步步緊逼之下，整個行業漸處于焦慮之中。

　　“稅收關乎國家發展大計，整個行業都期待盡早厘清誰該納稅、怎么納稅，以便能積極響應，‘以資管產品管理人為增值稅納稅人’的規定給整個資管行業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和壓力。”一家中型券商資管人士表示。

　　羅健瑩表示，對許多資管產品而言，本身就涉及向一行三會提交的各種監管報告，產品的日常管理及匯報工作也可能大量依賴系統運算。假如本次實施細則對產品的各項指標計算產生較大影響的話，各大券商及其他資管產品管理機構均需要對現有的業務系統進行調整開發。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時間基金業協會也在為行業稅收問題奔走。6月17日，洪磊在2017中國風險投資論壇上表示，對投資運作中的基金財產征稅，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重復征稅問題，同時呼吁，基金行業稅收應回到稅收中性原則。

　　“公募基金的主要投資業務集中在證券市場投資，而現行增值稅政策已經給予了公募基金一個重大的優惠，也就是對于公募基金買賣股票和債券的差價免征增值稅。”康杰稱，“在此基礎上，如果對于公募基金采用一般征稅方法，給予其抵扣進項，會增加公募基金的合規運營成本。”

　　康杰表示，其中原因在于納稅人如果要申報抵扣增值稅進項，需要花較大的管理成本來建立一套嚴密的內部流程來確保進項抵扣的完整與準確。管理成本的投入和所納稅金相比，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同時，對于嵌套式的資管產品，無論是簡易計稅還是一般計稅，執行起來可能還是會帶來重復征稅的問題，嵌套層數越多重復征收越嚴重。 羅健瑩分析稱。

　　除此之外，關于私募基金的稅收安排，行業內則表示目前文件并沒有對私募以及公募加以區分，因此都適用于現行法規。

　　康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業界目前相對比較統一的一個認識是，依照國家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募集設立的證券投資基金，應該都可以適用現行法規中給予證券投資基金的規定。

　　“從相關規定字面上說，目前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并未將私募基金排除在外。”羅健瑩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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