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報業改革已經走過了40年。40年的報業改革波瀾壯闊，雖然其中有起有伏、有順有逆，但總的趨勢是在黨的基本方針的指引下，隨著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而不斷推進，由表及里，由淺入深。與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同，我國的新聞改革是從微觀的新聞業務改革入手的。新聞報道是新聞改革的排頭兵。雖然與報業經營管理的不斷突破相比，新聞報道的改進略顯遲緩，但總體來說，新聞報道的改進仍然可圈可點。
40年報業新聞報道的改革，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在新世紀以前，在不突破當時新聞體制的框架下，新聞報道依靠觀念的引領，使得報紙提供信息的功能不斷擴展和完善。進入21世紀以來，新聞體制改革對新聞報道突破題材禁區，參與社會民主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技術、社會、資本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也使近年來的報業新聞報道展現出新的面貌。
一、撥亂反正，高揚“新聞規律”的旗幟（1978—1982）
我國的新聞改革是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在新聞改革的最初5年里，經歷“文革”浩劫的新聞界，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回歸1956年新聞改革的傳統，重新舉起新聞規律的大旗。
對新聞報道的反思，體現在批判林彪、“四人幫”假話、大話、空話的惡劣文風與“報紙雜志化”“新聞文章化”的錯誤傾向，強調報紙要回歸“新聞紙”的本來面目。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新聞要真實、全面、客觀、公正；新聞要短、快、新；新聞要用事實說話；新聞要有搶有壓；新聞要滿足讀者需要，要具有新聞價值。1979年8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短消息《上海一輛26路無軌電車翻車26個乘客受傷》，突破了災難性新聞不能上黨報的禁區，成為“文革”之后社會新聞復出的標志。此后，社會新聞開始登上報紙。
總的來說，學術界和業界在這一時期的改革探索并不包含任何新的思想和內容，更多是恢復實事求是精神和優良的新聞傳統。但正如筆者在《15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中所言：“新聞規律究竟有多少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觀念：新聞傳播也是一門科學，不能隨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為。這才是此期間的全新觀念。”
二、信息觀念引領，新聞報道多樣化（1983—1992）
在1978—1982年撥亂反正的基礎上，我國傳媒真正的新聞改革從1983年開始，伴隨著“信息”這一概念引入新聞界。《人民日報》1984年4月23日二版《我國城鄉信息網絡在形成》這條消息的導語中指出：“我國開始興起信息熱。”[?李良榮：《信息熱和新聞改革》，《新聞大學》1984年第1期。
]“信息熱”的出現是因為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得人們相互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社會對信息的有效需求越來越高。而當時我國傳媒業仍以單一的宣傳功能為主，無法滿足社會對信息的巨大需求。“信息熱”的出現在學術界掀起了關于報紙“新聞與宣傳關系”的大討論，最終學界和業界在討論中取得共識：不同媒體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就整體而言，新聞媒體是以向社會傳播信息作為其生存依據的，傳播信息是新聞媒體的第一功能。
信息概念滲透到新聞業的方方面面，大大解放了傳媒生產力，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從內容、報道方式到文體都展現了新的面貌。
（一）媒體結構改變
報業掀起了創辦信息報紙的熱潮，尤其表現在創辦經濟信息類報紙。1982年，我國經濟類報紙只有13種，到1984年就增加到了73種。具有代表性的有《經濟日報》（1983年1月1日）、人民日報創辦的《市場報》（1979年10月1日）、新華社創辦的《經濟參考報》（1984年）等。
（二）新聞內容的改變
新聞成為報紙版面上的主角，改變了過去報紙的主要內容都圍繞宣傳的模式。新聞當中，經濟新聞成為主角。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市場動向、供需變化的信息。為了增加報紙的信息量，報紙通常采用兩種方法。一是提倡寫“短新聞”，當時許多報社都立規定：沒有特殊情況，一版要聞不少于20條，二版本地新聞不少于25條，各地報紙還經常開展短新聞大賽。二是擴版。20世紀80年代中期，報紙開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輪擴版。1986年，《新民晚報》從6個版擴大為8個版，《廣州日報》在1987年擴為8個版，這一浪潮不久又席卷了地市一級報紙。到1991年越來越多的報紙擴大為8個版。
（三）新聞報道方式日益豐富
客觀性報道重新得到肯定和提倡。信息傳播要求傳播者價值中立，盡可能及時、準確、不偏不倚。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前瞻性報道、解釋性報道、大特寫盛極一時。前瞻性報道是對即將發生的重大新聞的預測；解釋性報道強調發掘“新聞背后的新聞”，把握各個事件的內在關聯，比如《人民日報》全方位地報道我國改革形勢的《中國改革的歷史定位》、新華社的《上海在反思中奮起》等。大特寫是從多個視角呈現新聞事件的全貌。這些報道形式都是信息傳播的自然要求。
會議新聞報道的改變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大突破。過去媒體上滿版“文山會海”，會議報道就是按照會議程序來寫。到了80年代后期，“跳出會議抓新聞”，抓住會議中受眾感興趣的信息寫會議報道成為會議報道新模式。
新聞寫作的結構和形式也有所突破。自由式、并列式、“金字塔式”等代替了“倒金字塔式”的一統天下；散文筆法、特寫手法、白描手法等代替了帶有八股腔的枯燥寫法。短新聞、一句話新聞、新聞故事、特寫、現場速寫、工作札記、讀者信箱等報道，在中央與地方的報紙、廣播中爭奇斗艷。
（四）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得到重新肯定
批評性報道成為新聞報道的亮點。一些媒體突破固有報道模式，點擊敏感話題，產生了諸多經典案例。當時有兩個事件曾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是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訊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該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進一言》，這是同級報紙公開點名批評同級第一把手，該事件在黨報史上前所未有，引發新聞界強烈關注。二是1987年的大興安嶺特大火災。火災發生以后，中央各大媒體記者趕赴現場，在實地采訪中揭開了火災的內幕，特別是《中國青年報》刊載的《紅色的警告》《綠色的哀嘆》《黑色的沉思》系列報道，突破了國內長期以來存在的災難報道中的英雄贊歌模式和報道套路，成為災難報道的傳世佳作。[?李良榮：《新世紀的探索——李良榮新世紀新聞學研究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這一年還涌現出了《關廣梅現象》《命運備忘錄——38名工商管理碩士（MBA）的境遇剖析》等優秀的長篇通訊，使1987年被業內稱為“深度報道年”。
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使得新聞業重新反思，新聞體制改革不應超越政治體制改革，貿然向前。1989年黨中央工作會議重新確立了我國新聞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新聞宣傳在政治上必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新聞報道必須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主，不斷提高輿論引導藝術。輿論引導成為中央在思想宣傳領域的主導性理念，并成為今后我國新聞報道始終堅持的一條重要理念和指導方針。
三、受眾本位，新聞報道大眾化（1992—2002）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的召開確立了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階段。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速發展第三產業的規定》，正式將報刊列入第三產業，中國新聞傳媒業也開啟了市場經濟之路。這時期新聞改革在觀念上面的重大轉變是對新聞商品屬性的重新認識與確立，認可新聞業具有意識形態和信息產業的“雙重屬性”。這一轉變突破了學界、業界一直以來將新聞事業看作單一的上層建筑的傳統觀念，為新聞事業的“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提供了理論支撐。傳媒業開始理直氣壯地走向市場。
新聞媒介一旦在經營上走向市場，競爭立刻在新聞市場上展開。競爭的直接目的是爭奪受眾，最終目的是爭奪廣告，受眾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新聞報道在堅持提供信息為首要功能的基礎上，總體上表現出追逐大眾趣味，更加通俗化、大眾化，新聞傳媒成為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大眾傳媒社會逐漸成形。
新聞報道以受眾為中心，突出表現在新聞產品多元化。報業結構從傳統的黨報為主的單一結構逐步形成黨報、晚報、都市報、各類專業報并存的多元化格局。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晚報十分活躍，“當日新聞”“文化新聞”“體育新聞”和“社會新聞”是晚報的四大“當家花旦”。娛樂新聞成為許多媒體走向市場的當家品種。90年代中后期，都市報崛起成為更為徹底的平民化報紙，將民生新聞推向繁榮。由于新聞媒體已經意識到新聞競爭即信息之爭，為抓住讀者，報紙在實踐中延續了80年代擴版的做法，特別是都市報力求辦成“信息超市”，一般都在40版以上，甚至上百版，形成了新聞史上獨特的“厚報時代”。在這個過程中，“厚報”因為信息不充足，同質化非常嚴重，也常常出現“千報一面”的現象。
隨著報業競爭加劇，在綜合性大眾報紙的基礎上，逐漸分化出眾多走市場化道路的專業報紙，新聞報道從“雅俗共賞”走向“雅俗分賞”。隨著大批公司上市，證券交易活躍，財政金融報道備受關注，以《中國經營報》《21世紀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三大周報為代表的財政金融媒體對推動財政金融報道發揮了重要作用。90年代中期，國際新聞異軍突起，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一批周報對國際新聞的深度報道受到格外青睞。體育類報紙如《南方體育》《21世紀體育》以更加專業的視角對體育新聞進行深度解讀。進入21世紀，消費娛樂成為時尚，針對城市年輕白領出現了特有的娛樂報紙，21世紀初上海最“火”的報紙是娛樂報紙，如《申江服務導報》《上海星期三》和《上海壹周》等吸引了大批青年白領。
這一時期的報紙深度報道以調查性報道最為典型。90年代中后期，深度報道呈現出“北央視、南周末”的格局。報紙中《南方周末》的輿論監督基于平民視角，通過“揭黑式”的調查性報道，深刻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正如有學者總結道，《南方周末》通過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務報道，尤其是調查性報道，從而在更徹底的意義上告別了“真理報模式”，而且集中呈現了20世紀末中國報紙所具有的良知、勇氣、水準和創造力。
在文體和表現方式上，報紙視覺化因素越來越突出，圖片新聞越來越多，出現圖表新聞等新形式。文字消息越發短小精悍，大量運用標題新聞和集納。基于普通讀者視角的大特寫、速寫新聞、體驗式報道、精確性報道、連載新聞等報道形式從“讀者本位”出發，大大增強了新聞報道的趣味性、文學性和知識性，滿足讀者的娛樂和信息需求。
新技術方面，中國媒體初次接觸互聯網，報紙紛紛推出“網絡版”。不過這一時期的網絡報紙，依然延續傳統報紙的形式和功能，大多是將報紙新聞“平移”到網頁上，相當于讀者通過計算機屏幕讀報。1993年《杭州日報》首發電子版。1996年《人民日報》綜合數據庫國際平臺開始運行，讀者可以在互聯網上閱讀當天出版的《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和《市場報》的全文和部分圖片。2000年《拉薩晚報》以獨立域名上網。至此，我國內地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了新聞媒體網站。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央到地方各級新聞網站陸續建立，初步建構起中國互聯網新聞傳播的基本格局。
四、以人為本，新老媒體共建輿論新格局（2002—2012）
進入新世紀，我國的改革開放從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和文化領域。黨的十六大以后，“以人為本”成為黨的執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強調擴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與監督權，開啟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新時代，大眾傳媒是保障公眾知情權和表達權的重要載體，新一輪新聞改革也拉開帷幕。與此同時，新聞界自身也開始反思90年代媒介商業化過程中帶來的諸多問題，2003年發生的繁峙礦難中的“金元寶事件”引起了學界和業界對“傳媒職業道德與職業規范”的高度重視，在圍繞“新聞專業主義”討論中，學界和業界呼吁新聞工作要堅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減少市場化對媒體的影響，實踐媒體的社會責任。
在“以人為本”理念指導下寫就的新聞報道，折射出尊重公眾知情權的強烈意識，為公眾及時、充分地提供重要信息成為報道的要旨。危機報道和突發事件報道成為這一時期新聞報道的一大亮點。其中2003年“非典”報道、“孫志剛之死”報道成為這類報道的經典之作。前者使得全社會意識到隱瞞信息的危害，加速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立法進程，后者使飽受詬病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危機報道和突發事件報道阻力重重，但總體上已成為常態新聞報道，并逐漸走向成熟。2008年汶川大地震，新華社在震后10分鐘第一個發出快訊，中央和地方媒體及時跟進，有113個國家和地區的298家電視機構轉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視的節目，中國傳媒業掌握了賑災報道的主導權、話語權。6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社，對抗震救災中及時發布災情及救災的新聞報道給予了充分肯定，他還特別強調“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以人為本”的理念在新聞報道中還體現在報道重心向民眾傾斜，宣傳報道更“接地氣”。民眾的心聲和訴求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反映。2003年，重慶一位農婦向溫家寶總理反映丈夫2300元工資被拖欠的情況，直接促使重慶市開展百日欠薪大檢查活動，也引發了媒體持續不斷的討薪報道。《寧夏日報》刊載的、揭示特定主體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受罰的事實的報道《中鐵三局丟了寧夏市場》，獲得了第十六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2003年黨中央提出新聞宣傳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把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這一時期的典型報道加大了對公眾身邊普通人的報道力度，“勞動者之歌”成為新聞報道中的重要旋律，具有道德楷模意義的而普通人成為媒體的經常報道對象，報道方式強化了細節和情感的處理，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通訊《百姓心中的豐碑——追記公安局楷模任長霞》以及關于許振超、王順友等人物的一批典型報道，產生了相當不錯的傳播效果。
從新聞報道的表現方式上來看，新聞時評漸成氣候。《中國青年報》“冰點”開風氣之先，在全國首辟“時事評論”版，隨后各晚報、都市報紛紛開始時評專版。專題欄目成為新的報道特色。2008年“兩會”期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中央媒體都陸續推出“兩會特刊”，成為之后兩會報道的慣例。追蹤式報道關注在國內外焦點事件，對其發生、發展和變化過程的事態進行連續報道，常用于對危機事件的報道。2005年后中國資本市場快速興盛，專業財經類報紙在報業市場上獨領風騷，精確報道被廣泛采用。
與過去新聞報道改革主要靠觀念直接推動不同，這一時期體制的確立完善與網絡輿論影響力的擴大對新聞報道產生重要影響。SARS等重大事件以來，政府先后制定、修改、頒布執行《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使得在重大事件面前，信息公開是正常，信息保密是例外，從而使新聞工作者在實施輿論引導、輿論監督的過程中，有了法律保障。
2003年開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作為相對開放的公共平臺，在社會諫言、行政監督、輿論推動方面逐漸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新興媒體在社會突發事件中擴展了新聞報道的消息來源，使更多社會公共事件進入媒體報道議程中。另一方面，傳統新聞報道對焦點事件的新聞報道也為新媒體平臺討論設置議題，網絡輿論短期的強大力量促使傳統媒體通過深入調查、追蹤報道接近事件真相。網絡意見與傳統媒體意見經歷了從“各自為政”到相互協調、良性互動的階段。新老媒體的互動推動公共討論的深化與社會建言的發展，造就了輿論引導的新格局。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網絡意見與傳統媒體意見都對地震涉及的許多子議題展開了較為充分的討論，譬如對校舍建筑質量、民間慈善組織的建設、紅十字會善款的使用等問題的探討，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較為積極的回應。
互聯網的影響還體現在，21世紀以來報業為應對互聯網的挑戰，加快了電子化、數字化進程，積極開展媒介融合。傳統新聞媒體網站的內容開始由報紙的網絡版變成獨立的新聞網站，并提供各種互動和服務的信息內容。國內報業網站以新華網、人民網為代表品牌，其網站內容磅礴、消息快速、評論犀利尖銳。此外，手機報、數字報刊等形式也被廣泛采用。手機報多采用彩信模式，以發送短信新聞和圖片為主進行信息傳播。數字報紙則實現了電子報紙與印刷報紙完全一致的頁面，在網絡上可以像印刷報紙一樣翻閱。2008年，全國15家主流報網“改革開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的報道合作，作為報網聯動的一次成功嘗試，在三個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其一，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對改革開放30年里不可被遺忘的人和事具有一定的系列報道；其二，異地媒體圍繞重大主題，分別采訪經過篩選的、當地的那些人那些事，報網同步發布，形成集束效應；其三，受眾在媒體的此番合作之舉中得到更大程度的滿足。這一案例也說明：網絡傳播時代，媒體之間在競爭的同時，還可以通過合作將新聞報道做得更好。
五、新聞報道的全媒體轉型（2012年至今）
近年來，互聯網的發展正深刻地改變著中國新聞媒體的行業生態，傳統報紙正面臨著深刻危機。互聯網信息及時、海量、互動、個性化、多媒體的傳播優勢，連電視、廣播都自嘆不如，更遑論報紙，尤其重大事件一經發生，公眾甚至可以直接通過現場網友上傳的一手圖片、視頻了解事發地的真實情況。作為紙質的報紙迎來了“最壞的時代”主要表現在：
1.報紙發行量逐年下降，讀者流失嚴重，大眾新聞信息獲取向移動端轉移。調查顯示，2010—2015年報紙在城市居民總體中的日總到達率已經從65.1%下降到37.5%，截至2016年6月，手機端網絡新聞用戶規模為5.18億，占移動網民的78.9%。此外，報紙讀者群的老齡化趨勢也有所加劇，目前還在讀報的多是上一代已經養成讀報習慣的中老年人，擁抱新技術的年輕人已經基本拋棄了報紙，投入互聯網的懷抱。
2.報紙經營遭受“斷崖式下滑”。讀者流失導致報紙發行量逐年萎縮，2015年全國各類報紙的零售總量比2014年下滑了41.14%，都市報類下滑幅度更已達到50.8%。報紙廣告自2012年開始連年下降，2015年與2011年相比累計降幅達55%。發行和廣告的雙雙下滑使得報刊經營步履維艱，停刊和休刊已經成為傳統報刊行業的一種“常態”。
3.報業人才流失加劇。專業媒體人的出走現象更加劇了行業的焦慮和不確定性，胡舒立曾用“十字路口的中國新聞人”來描述當下中國新聞人的職業狀態，認為一部分比較出色的記者編輯離開專業崗位，下海創業極有代表性也有帶動性，而且，現在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動媒體人的創業潮。
面對互聯網的挑戰，過去報紙的做法通常是將新聞內容平移、嫁接到互聯網上，和網絡、手機等新聞媒體分享信息；借助互聯網的互動性、即時性、參與性、開放性，以彌補傳統報紙在這方面的弱勢。但是說到底，這些只不過是內容的平移，報紙外延的擴展，并沒有改變報業內容本身，也就是“報紙+互聯網”。近幾年來，許多報紙采用“網絡優先”的戰略，甚至直接放棄紙質版，以“兩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戶端）為主陣地，在新聞生產這一核心領域進行全媒體轉型的探索。2014年以來，中央通過多份文件通知推動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融合發展，以建立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為報業的全媒體轉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宏觀上看，新聞報道方式正在轉變，“中央廚房”、全媒體平臺已逐漸成熟。2015年以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等媒體紛紛打造“中央廚房”式的全媒體發布平臺。在運作模式上，“中央廚房”改變了傳統的以版面為主導的“記者前線+編輯后方”的作業模式，采用“數據支持+記者前線+可視化融入+極速推廣+產品經理統籌”的多線寫作模式，進行全媒體形態、24小時全天候的生產，從而實現了“記者一次采集信息、廚房多種生成產品、渠道多元傳播給用戶”。這種報道模式試圖整合內部資源力量，打通內部不同傳播介質的界限，實現傳統媒體內容生產者與新媒體內容生產者的連接，建立不同業務單元之間的有效溝通與協調，全國多家報業集團都已經嘗試這一模式。
媒介融合的報道模式使新聞報道展現出新的面貌。首先，新聞報道的信息量和時效性都較過去任何時期極大地擴展和提升，新技術助力下的突發事件報道更加及時、準確，人們離“天涯共此時”的夢想更近了一步。2017年8月8日21時19分46秒四川省九寨溝縣發生里氏7.0級地震。由中國地震臺網機器人自動編寫的一則新聞《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級地震》，花費25秒完成，共計540字，并配發4張圖片。地震發生后，上海報業集團澎湃新聞啟動了“澎湃直播：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級地震”的專題直播，在8月8—9日內按事件進展時間線播發消息26條，其中8日22∶10至24∶00播發消息23條，平均每條更新耗時4.8分鐘。
其次，新聞產品形態多樣，“一次事件，多種呈現”。以圖像、視頻為主的融合新聞報道成為主體。由HTML5帶來的新聞可視化呈現，已成為2015至2016年媒體行業重要特征之一。基于移動端的互聯網直播將視頻、圖片、文字編碼的形式進行融合，可以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現新聞現場的實時狀態。虛擬現實（VR）技術在新聞報道中的運用開啟了“體驗式”新聞消費的廣闊前景。
報業新聞報道的轉型還不斷借助“外部”力量。一方面，內容生產商，用戶生產內容（UGC）被吸納進來，與專業新聞生產相輔相成。另一方面，在內容分發上，積極與商業資訊平臺合作，實現資訊的“個性化分發”。以今日頭條和一點資訊為代表的個性化商業資訊平臺，采用“算法分發”模式，精確推送用戶感興趣的新聞資訊。2015年底，今日頭條和湖北省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湖北省兩百余家報紙、四百余家雜志入駐今日頭條“頭條號”平臺。截至2016年8月，今日頭條新聞客戶端政務頭條號已達到13531個，總體閱讀量從1月的1.55億上升到5.21億次。
全媒體時代的新聞報道，在語言上具有鮮明的娛樂化風格，嚴肅新聞“軟處理”的拓展了時政報道的報道手法。2017年兩會期間，中央和地方的主流媒體在對兩會的報道中融合了圖解、數讀、視頻、H5、直播、二維碼、VR等多種元素，吸引了年輕群體對兩會的關注。《人民日報》先后推出了兩會版《成都》，動畫視頻《當民法總則遇上哪吒》，視頻節目《厲害了我的兩會》，這些融媒體產品用生動、風趣、活潑的語言和形式來表達嚴肅的新聞，以迎合年輕人娛樂化的信息消費習慣。
六、報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從“信息媒體”到“意義媒體”
除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媒體主導的新聞業態已經被徹底改變，以互聯網為中心的新傳播新格局已經成形。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隨著業外資本進入傳媒業，傳媒體制從過去的國有資本獨大轉變為混合所有制。第二，隨著新媒體技術的進步，在新老媒體共同組成的格局中，新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逐步衰退。第三，在新媒體中，民營新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國營新媒體中，除了像《人民日報》這樣的中央級媒體，其他脫胎于國營媒體的新媒體普遍影響力較小。第四，全球社會已經進入“后真相”時代，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真實更能影響大眾觀點。互聯網上假新聞泛濫，情緒在前，事實在后；認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見在前，客觀在后，新聞專業主義面臨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大挑戰。第五，新聞報道的可視化要素更加凸顯，視頻新聞逐漸成為新聞報道的主流，“無視頻，不新聞”。
隨著新聞傳媒業新業態的形成，紙質媒體進入了“寒冬”。但我們并不認同“報紙消亡論”。同網絡媒體所面臨的信息碎片化、謠言盛行、娛樂泛化等相比，傳統報紙仍有巨大優勢。以印刷文字作為媒介的報紙，更適合表達深刻復雜的思想，揭示新聞事實背后的真相。報紙多年來通過提供優質內容建立起來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仍具有重要影響力，新聞界仍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專業記者和精英寫手。在當前我國新聞體制下，獨家報道權、政策傾斜以及財政補貼仍是報紙得天獨厚的政治資源。
傳統媒體過去被認為是專門向社會提供事實的機構，改革開放以來，從80年代“信息”觀念的引入，到90年代“市場競爭”“受眾本位”的凸顯，報紙提供“信息”的首要功能被廣泛認可，并不斷完善。在新的傳播格局中，互聯網本身便可以滿足公眾對信息的基本需求，報紙應該轉向為社會提供“意義”，揭示新聞現象背后的真相。
作為“意義媒體”的報紙，在讀者定位上應該回歸精英，結構上回到“一城一報”或“一城兩報”的基本格局，即在省會、直轄市級城市，報業市場主要由一份黨報、一份都市報組成，在地市級城市，基本保持在一份報紙。內容上，報紙要告別簡單資訊，專注于對網絡信息進行甄別；不斷改進文風，使時政新聞更加生動活潑；通過扎實的調查報道解讀社會焦點事件，通過綜合性報道讓人們全方位、立體化了解國內外重大變化。報紙應該追求的目標是以對事件的深入挖掘滿足讀者，以權威性的解釋服務讀者，以專業的思想觀點影響讀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未來讀報的人將是少數群體，但紙質媒體的影響力依然可以通過新媒體渠道的傳播來補充，對報紙的堅持不代表對網絡的排斥。報紙在一定意義上將成為讀者的身份象征：今天報紙的讀者或許是落伍和過時的，但是未來報紙的讀者將屬于精神上的“貴族”。
40年來，中國的新聞業走出了一條從“自發”到“自覺”，從由“觀念推動”到“體制推動，全局謀劃”的改革之路。新聞改革與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改革同步，不斷參與并見證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站在新時期的路口，可以說報紙正處于“最壞的年代”，但也是“最好的年代”，報紙的未來仍大有可為，充滿希望。
（作者：李良榮，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袁鳴徽，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報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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