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22個城市或正在收縮 16個城市集中在東三省

　　我們統計了三年的數據，這22個城市正在“收縮”

　　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收縮型城市”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我國官方文件當中。

　　時間倒回到2013年，在英國做訪問學者的龍瀛“發現了一個中國的秘密”。當用電腦進行了5萬次Ctrl+C、Ctrl+V，把我國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標注在地圖上后，龍瀛意識到――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國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說有一萬多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在2000-2010年間流失。

　　我們習慣了城市的擴張、經濟的增長，如果突然說有的地方人口在減少、城市在收縮，你會擔心嗎？

　　“收縮型城市”是來自國外的概念，也被國內的學界研究了多年。什么是“收縮的城市”？用龍瀛在一次演講中的話來定義，就是“人口在變少的城市”。

　　《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提到：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

　　中國到底有哪些城市出現了“收縮”？目前，并無官方數據。

　　根據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特別研究員龍瀛的研究，在2000年到2010年間，中國有180個城市的人口在流失，三分之一的國土人口密度在下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吳康副教授發布研究成果稱，2007~2016年間，中國有84座城市出現了“收縮”。這些城市都經歷了連續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減少。

　　于是，城叔做了一個簡略版的統計，有22個“收縮型城市”進入我們的視野。

　　關于數據統計的說明

　　數據來源：住建部發布的2014年-2017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共計666個城市。

　　統計指標：城區常住人口(城區人口+城區暫住人口)、人口密度(城區常住人口/城區面積)、建成區面積。

　　對收縮型城市的判定：連續三年城區常住人口下降

　　統計弊端：只有三年數據，易受臨時性因素影響；只考慮城區常住人口變化，缺少經濟效率、教育水平、產業結構、老齡化等因素分析。

　　16個收縮城市集中在東三省

　　單純以2014年-2017年間城區常住人口的變化情況來看，666個城市中有22個城市呈現出連續三年下降的情況。

　　很明顯可以看出，這三年出現人口流失的城市集中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分別有6座、5座、5座。位于東三省的“收縮型城市”占比高達73%。

　　其中，有6座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三年流失率超過10%。遼寧的新民、營口、開原三座城市流失率都超過了15%，甚至有的接近20%。

　　只有位于東三省的12座“收縮型城市”，同步伴隨著人口密度連續三年下降。遼寧營口尤其突出，2014年-2017年間，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口減少了約3884人，黑龍江佳木斯緊隨其后，三年人口密度減少3047人/km2。

　　東三省的“收縮型城市”大多是資源枯竭性城市。因資源而生，同樣因資源枯竭而衰退。

　　黑龍江雞西，又稱“百年煤城”，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2011年煤炭形勢好的時候，煤炭產業占到整個經濟總量的24%以上。受全國煤炭市場下滑影響，雞西煤炭產銷量價齊跌，加之多年來自身結構性、資源性、體制性矛盾等諸多因素，全市經濟一度在地平線附近徘徊。

　　同病相憐的還有大慶。恐怕國內沒有哪個城市像大慶這樣對油氣產業的衰退和石油需求疲軟有過切膚之痛。這個從2001年以來GDP增速至少10年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的城市，2015年以-26.83%的GDP名義增速打破了神話。

　　數據顯示，2014～2017年間，大慶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密度減少了約450人，城市GDP下滑34%，人均GDP下降了39%。城市收縮現象非常明顯。

　　重工業城市，無法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不得不面臨產業衰退和人口外流的雙重危機。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人口老齡化、營商環境差、過去經濟體制綜合的矛盾在東三省很是突出。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好多東北城市都是人口過百萬的大城市，但彼時南方沿海還是幾十萬的中小城市。

　　隨著能源經濟的下行，資源型城市受到一波較大的沖擊。加上改革開放發展40年，人口從這些資源型城市向更利于創業與提高收入的地方轉移，也就是人口與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人口外流、城市收縮，便在東北地區首先發生。

　　人口在下降，面積還在擴張

　　在城區常住人口連續下降的同時，城叔發現一些城市的建成區面積持續增長。這意味著，人少了，但城市建設的設施相對更多，一定程度出現資源錯配的情況。

　　這類城市中，情況最突出的是，開原市(遼寧)、吉林市(吉林)、通化市(吉林)、大慶市(黑龍江)。

　　其中，吉林市、大慶市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萬，屬于Ⅱ型大城市，同時也是當地除省會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建成區面積的一降一升，展示出吉林市、大慶市作為當地第二大市的“掙扎”。它們人口外流，但傾向擴張建設，問題是這樣的發展趨勢，在當下會造成土地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不利于城市的緊湊型發展。

　　除了上述“一降一升”，還有一些城市在近年呈現出非緊湊型發展的情況，也就是其城區常住人口并未連續下降，但其城區人口密度卻連續下降。也就是說，整體這三年，城區常住人口的流入速度，比不上其城區面積擴張的速度。

　　這類情況的城市有不少，重要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包括了內蒙古烏蘭察布、山西晉中、遼寧鐵嶺、四川邛崍、四川遂寧、陜西渭南、甘肅金昌、新疆烏魯木齊、新疆阿克蘇、浙江溫州、河南開封。

　　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城市是山西晉中與浙江溫州，這兩個城市常住人口2014-2017連年上漲，但人口密度卻在連年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是唯一一個人口密度三年內持續降低的省份，同時其城區常住人口是連年增長。可見，這三年中，山西省整體土地的城鎮化恐怕要快于人的城鎮化。

　　這些年流行的“造城”之風，相關爭議也很大。拿新城新區來說，早在2013年，國家發改委對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144個地級城市提出了建200余個新城新區。

　　對此丁長發認為，我們的土地利用不夠集約、不夠緊湊。中國人均土地消耗是130平米而歐美國家是70平方米，這中間浪費不少。城市的發展與土地面積的大小也并非正相關。中國香港有約740萬人，新加坡約560萬人，而其土地面積都遠小于約400萬人的廈門。

　　實際上，當下中國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資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發展階段。經濟學家周其仁在2014年早提出“今后三十年，中國很大程度要從流動轉向集聚。地方政府應把注意力從硬件轉向人氣，建設緊湊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對于收縮型中小城市，此次《任務》中強調“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說的也是這個理念。

　　為什么首先收縮的是“中小城市”？

　　2014-2017三年中，城區常住人口連年下降，呈現收縮趨勢的城市中，絕大部分是中小城市。從城叔統計出的22個城市來看，僅有三個城市屬于大城市范疇，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萬，其余19個城市均為中小城市。

　　為什么中小城市更先收縮？

　　丁長發認為這與我國城市等級劃分有關系，“在金字塔型的城市體系下，等級越高的城市，越能獲得更優質的要素，尤其是公共產品，比如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

　　在優秀公共服務的吸引下，這些高等級城市越能聚集人才，越能聚集產業。相反，公共產品較為弱勢的中小城市，留不住人才，其產業推動也更為困難。

　　他還表示，在歐美地區，有不少小城鎮走出一條“小而美”的發展道路，但在其背后，往往有名牌大學等優質公共產品的支撐，比如劍橋大學所在的劍橋市。而在美國，其小城市的一個特殊點在于，全美有5000多座運輸機場，很多小城市也融入于航空網絡中。

　　“既有體系下，我們的中小城市還缺乏優質公共服務配套”，丁長發向城叔強調。但提及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不得不問一句“誰來掏錢”？進一步，最終落回那個學界討論已久的話題：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利關系以及土地財政相關機制體制改革。（吳林靜 朱玫潔）

　　轉自：中新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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