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我國十八大召開之后第一個完整的五年。中國宏觀經濟在2018年經歷了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
11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2019）”報告會上代表課題組發布了論壇主報告《改革開放新征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
報告指出，2019年在目前所出臺和即將出臺的政策和改革共同作用下，會拉開中國新的篇章新的征程。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1.2019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階段的關鍵一年。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中國經濟階段性底部還沒有呈現；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到本質性問題；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在各種內外壓力的擠壓下，關鍵性與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面出現。
2.世界結構的裂變決定了即使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和解，世界經濟周期整體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續錯位、中美沖突在其他領域的展開也都決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將面臨持續惡化的風險。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幣匯率貶值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明顯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3.2019年面臨經濟下行周期與金融下行周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內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這決定了2019年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
4.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以中美沖突和解、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為契機，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面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逆轉當前預期悲觀的頹勢。
5.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各種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沖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預期的要好。
根據上述判斷，設定系列參數，利用CMAFM模型預測：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報告建議：一、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沖突中要以自由主義對抗新保護主義、用多邊和雙邊主義對抗孤立主義、用新合作對抗新冷戰；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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