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頭有本張中行散文集《筆花選錄》，其中有一組隨筆題為“紅樓點滴”。起初，以為是行公的“讀紅札記”。開卷方知，此“紅樓”非彼“紅樓”也。張中行筆下的“紅樓”，無關《紅樓夢》，是指民國年間北京大學“三院”之一文學院所在的那棟樓房。這座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當初建造時，擬用作宿舍，建成后用作了文科教室。北大本是文人薈萃之地，又是文科教室，自然會有許許多多知名的文人雅士進出“紅樓”。張中行曾經在此求學，后又長期工作于此，對于紅樓掌故自然多些了解。
張中行所寫點滴之一，是蔡元培校長治下北京大學“兼容并包和學術自由”之風氣。這種風氣，當時在北大校園幾乎無孔不入，包括課堂。師道尊嚴自古存在，課堂規矩總近乎苛刻，北大課堂卻不然，“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隨便”到什么程度？不該來上課的可以每課必到，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北京大學歷來不乏名師，所講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畢竟名聲在外，學生還是趨之若鶩。當年，一些無學可上的年輕人多在沙灘一帶晃悠，求學欲望促使他們見縫插針過來蹭課。“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不入流的，也愿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張中行舉例說，當年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課程，每次上課總有十幾個人聽課，到期考時才知道選課的只有他張中行一個人。還有一例，是法文課，上課時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原來聽課者全是蹭課。
至于該上課而不上課的，自有種種原因，要么覺得課不值得聽，要么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要么課程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張中行說，北大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也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有人調侃：“北京大學是把后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
張中行所寫點滴之二，是北大課堂的嚴正，北大校園里的求真精神。在紅樓里曾流行著這樣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張中行回憶了當年在紅樓，胡適與錢穆關于“老子”所處時代之爭——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時代的？胡適認為，二“老”年高，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錢穆卻認為，二“老”年輕，年輕到戰國，略早于韓非子。胡適出書在先，自然按兵不動，于是錢穆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某次，二人遇于教授會，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一場激烈的學術爭論，看似以一句笑談輕松結束，實則二人誰都不肯讓步。
張中行所寫點滴之三是包容。當年在紅樓，只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張中行回憶顧頡剛，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大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擅寫文章，下筆萬言，偏偏口才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張中行說，要在中學，或許他早就被驅逐了，但在紅樓，大家卻處之泰然。
張中行所寫點滴之四是紅樓后面一塊空地。后來叫民主廣場，其用處主要是上軍事訓練課。在當時，軍事訓練不受北大學生重視，原因之一是學生來此本意是學文，不是習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學，貌似自由散漫已經蔚然成風，嚴格的軍事訓練實在讓人接受不了。
張中行所寫點滴之五是入學。他寫了第一次入學，寫了考試命題，寫了考卷判分，還寫了申請緩交學費。最有意思的是，張中行回憶了當時北大院內轉系：“北京大學還有一種規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轉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學四年，不必經過入學考試。有個同學王君就是這樣學了八年。”為什么這樣呢？張中行估摸，那位王君同學可能舍不得紅樓的環境和空氣吧。
張中行筆下那座紅樓讓人向往，令人迷戀。舍不得紅樓環境和空氣的，肯定遠不止當年那位王君。（王張應）
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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