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與王充、仲長統并稱“后漢三賢”或“東漢三杰”，韓愈曾作《后漢三賢贊》，稱贊其人，欽慕有加。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劉熙載《藝概·文概》也說“《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將其與董仲舒相提并論。這些評價，王符都當之無愧。
王符雕像 資料圖片
作為東漢最重要的子書，《潛夫論》在思想主張與精神品格上直追先秦諸子，繼承了先秦子書的著述理想，體現出強烈的子書精神。這里所謂的“子書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當中的使命意識、理想追求、現實關注、社會批判、民生關懷等而言。一句話，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匡正時弊、解除民瘼、扶傾救亂、力挽衰世，就是要“救世”。而這恰恰都是王符在寫作《潛夫論》時所縈繞于懷而無法忘記的。
《潛夫論》的根本主張與基本命題，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概括。
第一，重學務本是《潛夫論》的立論之基。全書以《贊學》為第一篇，繼承先秦諸子“勸學”的傳統，以學為先、勉人向學。王符以學為“智明所成，德義所建”（《敘錄》），認為“凡欲顯勛績揚光烈者，莫良于學”（《贊學》）。他說：“雖有至圣，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同上）其勉勵為學的意圖非常明顯。可以說，重學的思想始終貫穿全書，從而成為全書的綱領。《贊學》之后，緊跟著便是《務本》。王符主張崇本抑末、守本離末，強調富民正學，以之為治國之本。舉凡貢士、舉賢、考績、班祿、論榮、交際、勸將、治邊等等，都要務本抑末，“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他還提出，“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層面了。
第二，重德尚賢是《潛夫論》的根本主張。王符是東漢儒家思想的標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強調舉賢，尊崇德行道義，主張選賢任能。在王符看來，“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論榮》），因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張，以之為國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王符堅持“國以賢興”，主張“任人唯賢”，一再強調尚賢、任賢、舉賢、知賢；反對“任人唯親”，猛烈抨擊“以族舉德”“以位命賢”的用人方式。
第三，重法明刑是王符論政的鮮明標志。王符作為東漢時期儒家的標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時，能夠正視商、韓之說，融合儒法，重法明刑，這是超越時代的進步之論。王符認為，法令是君主統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須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則就會危及國家。他面對漢末的衰世，深刻認識到，德治不能離開法制，僅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夠的，必須要“兼秉威德”“明罰勅法”，德法并舉；嚴刑峻法，“以誅止殺，以刑御殘”。王符論法，多將其與賞罰結合起來，主張信賞必罰、厚賞重罰：“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三式》）這也是他在衰亂之世的無奈之法。
第四，重民救邊是王符論政的基本立場。他繼承了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并將其進一步發揚。他說，“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救邊》），“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愛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愛民、利民、養民，關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這也是《潛夫論》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關懷的主張。在如何處理邊患的問題上，朝廷有各種雜亂的聲音，包括“棄邊”這樣的淺薄之論。王符激烈抨擊地方長官軟弱無能、節節敗退、欺瞞朝廷、殘害百姓的罪惡，堅決主張“救邊”“實邊”，“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邊議》）；而“棄邊”只能帶來“唇亡齒寒，體傷心痛”的結果。如此集中地討論“救邊”問題，這在漢代子書中是獨一無二的。
《潛夫論》中最為人所關注的，在于其中貫穿始終的批判精神。王符是東漢社會批判思潮的開端性人物，對東漢后期社會政治的抨擊是廣泛的、尖銳的。他歷數當時經濟、政治、社會風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實相違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務”。其根本目的還是希望能夠救治衰亂之世、改變疲敗之風。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弊亂之政、澆薄之風、貪枉之吏。
東漢由盛而衰，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帝以后，朝廷自身內亂不斷，外戚專權、宦官干政，兩者之間也是爭權奪利、互相殘殺，不斷加深了東漢王朝的政治危機，政事統治上矛盾四起、一片狼藉。王符對于當時政事的諸多弊病都予以無情揭露。大凡舉貢薦賢、考績論功、法令制度、治訟贖赦以及邊防軍事等，皆在其中，幾乎囊括東漢政令舉措的各個方面。矛頭所指，上至公卿貴戚，下至官吏士卒，皆在其中。其所指摘，多以“今則不然”或“今”領起，著重用力，在廣泛而深刻的批判中勾勒出東漢季世的政治亂象。
東漢王朝的敗落是全方位的，不僅反映在政治舉措、官僚制度上，也表現在社會風氣、民間習俗上。當時的社會風俗，也是一番破敗、萎靡之象，世風敗壞、道德淪喪。王符對此澆薄之俗也同樣予以猛烈抨擊。他指出，富豪之家多是寡廉鮮恥、為富不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考績》），由此帶來社會風氣的勢利虛偽。
王符尤其憤恨那些侵擾下民、禍害百姓的暗主驕臣、腐敗官吏，一再批判他們“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群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奸詐，讬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忠貴》），“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考績》）。他特別關注西羌反叛中官守的投降主義與退卻行為：在羌敵面前，邊地將帥官吏怯劣軟弱，不敢討擊；反過來又借口防治邊患而盤剝民眾，為發國難財而餓殺百姓，其慘狀“其為酷痛，甚于逢虜”。真可謂字字血淚！
王符并不僅僅是一位冷峻犀利的批判者，他對生長于斯的故國故土更是充滿深厚情感，因而在批判的背后，還有濃郁的家國情懷。這集中體現在兩個主題上，其一是“賢難”之嘆，其二是“衰世”之嘆。
《潛夫論》自始至終都體現出王符思賢、用賢的思想，也貫穿著“賢難”之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反復提及“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的斗爭，謂：“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潛嘆》）這與《韓非子·孤憤》所說的“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何其相似乃爾！其情感精神，一脈相承。思賢、用賢乃至嗟賢、傷賢也成為《潛夫論》一個重要而突出的主題。
王符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沒落衰敗的季世。對此，王符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潛夫論》反復說“衰世”“末世”“季世”，“衰世”之感始終在王符心頭揮之不去。他的所有政論，都是針對這一現實而生發的。無論是改良政事、舉賢貢士，還是加強法制、整肅吏治；無論是崇尚道化、矯正世風，還是救治邊患、解除民瘼，都是建立在挽救衰世這個基本前提下的。這也就可以理解：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為何會一再做如此深刻、犀利的批判。
最后回到《潛夫論》的視角問題上。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王符的成就不僅在于他對社會現實的冷峻批判，更在于他對弊政亂俗的深度剖析及提出的解決對策。他力圖通過自己的主張，化解東漢王朝所面臨的種種危機，為衰亂之世分析病情、診斷病因并且開出良方。因此，《潛夫論》的視角，類似于一種醫者的視角，用醫者的眼光看待他所處的時代。《潛夫論》一書也多以醫為喻，仿佛作者是一個醫術老到、憂患憤激的醫者。將《潛夫論》與《荀子》《韓非子》對讀，就可以發現各自觀察視角的差異。如果說，《荀子》是綿密老成、博學持重、“最為老師”的“師者之文”，《韓非子》是犀利峭拔、鞭辟入里而又“慘礉少恩”的“吏者之文”，那么《潛夫論》無疑就是冷峻深刻、洞悉弊病而又心懷仁愛的“醫者之文”，王符也就是那個直面東漢季世頑癥痼疾的冷峻的“醫者”。（馬世年）
? 轉自：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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