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明學研究的“傳心”模式


    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時間:2018-01-24





      陽明學經歷了形成、發展、衰落和沉寂四個階段,并形成不同形態的陽明學。陽明學在明代盛極一時后,為什么逐漸衰落并歸于沉寂呢?《陽明學發展的困境及出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陽明學發展的困境及出路研究”[15FZX023]結項成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力圖對此給出原因。作者引入“傳心”模式,論述了江右王門、泰州學派、浙中王門、止修學派四大陽明學門派在遭遇發展困境時努力實現陽明學內部“自愈”的歷程,闡明了陽明學的學術領袖為挽救頹勢而在困境中探尋出路、展現陽明學核心精神的心路歷程。
     
     
      陽明學研究常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下簡稱《學案》)為圭臬,推崇浙中王門、江右王門等以地域為主的分派模式,其特例是以學說宗旨命名的“止修學派”。與此不同,《青原志略》卷三所收錄的方以智敘述、其弟子記錄的《傳心堂約述》(以下簡稱《約述》)則在全面深入總結陽明學的過程中,展現了陽明學的“傳心”模式。《約述》以王陽明論學標宗,傳心要旨為:立志、時義、良知道體、實致良知、道體與功夫打并為一。以此展開,精要評述陽明學的“傳心”法脈及各學者的良知學要旨。
     
     
      從總體特征而言,《學案》劃定的陽明后學是橫攝的,如一花開八葉,陽明后學分八個門派,并以江右王門、泰州學派、浙中王門、止修學派為主;《約述》則是縱貫的,一線貫穿,呈現紡錘形,兩端分別是王陽明與方以智,中間依次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江右王門弟子。《學案》以橫攝為主,在橫攝中兼有縱貫,在各門派內部依次分述縱貫師承;《約述》以縱貫為主,在縱貫中帶有橫攝,穿插敘述傳心主線與其他各學派的互動。傳心學脈以江右為中心,并帶動浙中王門、泰州學派等其他學派。江右諸賢在繼承陽明學時,也表現出對江右王門學風的超越,例如:胡直以覺言仁,存神過化;王時槐透性為宗,以心著性。橫攝展現總體的宏大,而對整體的連貫性兼顧不周;縱貫注重內在一致性及連續性,而對同時共存的其他學派橫斷面不能全方位展現。由此,《約述》與《學案》可以互補,新模式是對傳統模式的有益補充。
     
     
      無論是《學案》,還是《約述》,二者所勾勒的學術史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并在構思寫作中表達了著者的學術情懷及現實關切。從客觀性而言,二者選取的陽明后學重點人物基本一致。二者的主觀性在于:黃宗羲師承湛若水、許孚遠至劉宗周一系,向性體傾斜,因此,他不認同重視心體流行、“四無”超越的泰州學派及浙中王門。方以智遠承其曾祖方學漸,方學漸屬于泰州學派。方學漸著《心學宗》,方以智之子續編。陽明學由方學漸植入方氏家學,并與方氏《易》學融合,從方大鎮、方孔炤以至方以智,傳承穩固。《約述》強化了方氏家學在陽明學中的重要地位,并涵攝方以智的外祖父吳應賓。
     
     
      江右從來不是封閉的,作為江右王門中心的青原講會,也是整個陽明學的盛會,浙中王門的領袖王畿、錢德洪等亦參與其中。江右也是泰州學派的重要支系,從吉安顏鈞一系發展,則有羅汝芳、何心隱等重要學者,是王艮之后泰州學派中影響最大的支系,并延及北方王門、粵閩王門等。從連續性而言,青原講會形成于王陽明及第一代弟子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聶豹的“五賢”時代,經過再傳弟子胡直、王時槐聯芳續焰,三傳弟子鄒元標、郭子章主盟,終止于方以智、施閏章復興講會,持續一百二十余年,薪火相傳,綿延不斷。對于止修學派,既要看到其在陽明學內部的別具一格,也應注意其與江右王門的內在緊密聯系。李材開創止修學派,其良知學導源于江右王門的鄒守益、羅洪先等,在地域上仍屬于江右,在思想上受江右王門籠罩性影響。止修之止如“艮背”,這一貫于江右王門學風;修即“修身”,可救正江右王門沉空守寂的流弊。李材的同心友萬廷言表現出江右王門向止修學的傾斜,而由李材完成良知學的轉折,并深刻影響了東林學派;另一位同心友許孚遠,不僅下開“慎獨誠意”的劉宗周,而且帶出了以“至善”為宗的關中學者馮從吾。
     
     
      由“傳心”模式擴展,突破《學案》的地域分派框架,可以還原陽明學傳承的豐富性。如鄒元標,從《學案》單一的江右王門傳承,可轉為江右王門、泰州學派、浙中王門、止修學派四大門派的綜合傳承,由此展現出鄒元標的良知道體豐富性、致良知功夫多維性。通過傳心主線的關聯,可凸顯《學案》“泰州學案四”中位居第五的方學漸,進而將未列入《學案》的方大鎮、吳應賓拉入傳心主線。從良知學思想特色及悟入深度考量,方、吳兩人完全有資格列入《學案》。兩人持論不同:方大鎮繼承了方學漸的思想,與東林學派同宗至善,良知學主“有”;吳應賓貫通儒釋,良知學傾向于“無”。兩人延續了錢德洪與王畿在天泉橋、許孚遠與周汝登在南京、顧憲成與管志道在無錫的“有”“無”之辯,居桐城辨析二十余年,乃至兩家聯姻,由此孕育了方以智這位傳心堂法脈的“絕響”,以“至善統有無”,成為陽明學理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
     
     
      總之,通過引入《約述》,梳理陽明學發展的傳心線索,為《學案》研究模式提供了新的維度,拓展了陽明學研究的視野。在此基礎上,吳應賓的《宗一圣論》、方學漸的《心學宗》等與“傳心”模式相關的陽明學文獻整理及深度詮釋有待展開。(張昭煒)

      轉自: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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