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國家寶藏”。它曾經繁榮，也歷經被侵占、掠奪的傷心，如今的敦煌又煥發出迷人的魅力。
自近代以來，一批又一批守護者為拯救、保護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藝術奔走呼號，他們前赴后繼，讓敦煌重獲新生，不應被歷史遺忘。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藏經洞經卷正式被中國政府接管是在被發現9年后，京城學者尤其是羅振玉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彼時，敦煌藏經洞的大部分精華已分別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運往倫敦和巴黎。
羅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處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木刻本古書”時，心情尤為復雜，喜的是，尚能從伯希和處影印和傳抄部分敦煌資料；恨的是，大部分精華均被伯希和運回法國。當他聽說敦煌石室仍存有以佛經為主的8000件卷軸時，真是“驚喜欲狂，如在夢寐”。
為免余經被他人所得，羅振玉利用其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的身份，當即請學部發電報致陜甘總督毛慶蕃，托他將剩余卷子全部購送學部。考慮到甘肅貧窮的經濟情況，為籌措經費，羅振玉又找到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建議由大學堂出錢購買。劉廷琛以“無此款”推托，羅振玉只好向學部承諾“若大學無款，可由農科節省經費來購，不然，可將我個人俸給（當時羅振玉每月僅領得半薪40元）全部捐出”。學部終于8月20日致電甘肅：“行陜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
一個月后，甘肅方面發回消息，已按要求購得余經，花費3000元。這比學部想象中的金額少了許多，學部決定留住這些敦煌文書，主動承擔了運送經卷回京的工作。從敦煌到北京，覬覦藏經洞寶藏的大有人在，政府要求運送回京的行為又進一步證實了敦煌卷子的價值。路途中，地方官紳、軍民盜取敦煌殘卷的事件時常發生。1910年11月，這批敦煌經卷由學部轉交給京師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共18箱。中途流失了多少？不得而知。為防再次被盜和丟失，1911年，佛學家李翊灼應京師圖書館之邀，對比較完整的經卷，按千字文的順序，以字編號，并對其中2000多號經卷做了比較詳細的著錄。1912年，《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編撰完成，中國國家圖書館因此成為敦煌文獻四大收藏機構之一。
1931年，集數年編纂、眾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錄》問世，陳寅恪在序言中所題“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不僅呼喚和激發了國人保護敦煌文物的意識，也向全世界傳達了中國的憤怒與不滿。
收歸國有，迎來新時代
1941年中秋節，敦煌莫高窟突然迎來了當時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正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張大千陪同其參觀。兩位相差20歲的“大胡子”走過藏經洞和第285窟（華爾納曾想將該窟壁畫全都剝走），面對優美異常、無與倫比的壁畫、彩像及無人管理、修繕，日漸荒涼的莫高窟現狀，他們既興奮又焦慮。
當晚，張大千與于右任就莫高窟的價值與保護問題討論甚酣。張大千建議國家將莫高窟收歸國有，建立相關機構管理、保護、搜集、整理、發掘、研究和宣揚敦煌文物藝術。于右任提議成立敦煌藝術學院，聘請張大千為院長，可一向閑散慣了的張大千極力推托院長一職，兩人對成立敦煌藝術學院倒是達成共識。
敦煌一行結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繼續考察，沿途演講內容大多與敦煌有關。在蘭州的歡迎會上，于右任說：“敦煌壁畫的筆力、筆勢真是優美異常，無與倫比，它是東方民族遺留下來的瑰寶，實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聞界產生了很大反響。有了受眾及輿論的支持，于右任回到重慶后當即向國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以期保存東方各民族文化而資發揚事……”。
這一提議不久獲得通過，但教育部因體制等原因，不便設立學院，而改設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時任教育部美術研究委員會委員的常書鴻主要負責籌備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被任命為所長，一個新的時代就此到來。從此，常書鴻將其一生都奉獻給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被人們稱作“敦煌的守護神”。
76年前的“敦煌熱”
在于右任的提議下，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來到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和臨摹，獲得了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考察團四人王子云、盧善群、雷震、鄒道龍均受過中國與西方高等美術教育。與張大千力圖恢復原有壁畫“匠氣”和“火氣”不同，他們以如實再現壁畫現存陳舊色彩和殘破原貌為臨摹原則，注重對象的客觀現實性，為通過圖像進行研究的學者提供了翔實的形象資料，再現了20世紀40年代初敦煌壁畫的現狀。
1943年1月，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重慶沙坪壩舉辦了第一次敦煌藝術展覽，場面火爆。開始只設一間展室，后因參觀者太多導致展覽無法正常進行，教育部又決定在中央圖書館單獨展覽一星期，共計3萬人參觀。據《大公報》報道，“觀眾自早至晚，擁擠異常，六朝繪畫陳列室內，觀者對我國古代藝術作風氣魄之偉大無不驚奇。”
一年后，在重慶舉行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將“敦煌熱”推向高潮。門票雖然高達50元法幣一張，但售票處常排長龍，有時竟長達一里多。后來成為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段文杰當時27歲，還在國立藝專求學。他第一天去看壁畫展沒買到票，第二天專門起了個早跑去買票才得以看成。“有人說我是看了那次畫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來的，事情的確是這樣。”段文杰后來回憶道。
壁畫保護、修復技術走向全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把修復病害壁畫作為保護的首要工作，這是我國最早從事石窟及其壁畫等文物保護的專門機構。
上世紀50年代，莫高窟的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燈，進洞窟工作只能用汽燈補充光線，主要是考慮油煙會熏壞壁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人員臨摹了大量壁畫，這些臨摹作品到國外展覽，轟動了世界。1954年，常書鴻去北京開會，帶回一輛文化部發的吉普車，后面還掛著個拖斗，拖斗后面掛著一臺3000瓦發電機。可是這輛車三天兩頭地壞，又缺少國外零件維修，實際上研究所還是靠煤油燈照明。等到研究所真正通電時，已是上世紀80年代。
1951年，文化部派專家對莫高窟進行了全面考察，并擬定了長遠保護規劃，將壁畫塑像的修整工作列為重點。在常書鴻的指導下，竇占彪等保護人員采用邊沿加固、泥漿粘貼、鉚釘加固的方法，對莫高窟幾十個高層洞窟的壁畫大面積脫落進行了修復加固，有效地保護了大量瀕臨脫落的壁畫。經過60多年時間的檢驗，證明這種方法對保護壁畫是行之有效的。
1962年秋，文化部領導率領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組”赴敦煌工作。剛從波蘭哥白尼大學獲得文物保護碩士學位的胡繼高作為文化部工作組的成員，主要任務就是研究攻克壁畫修復難題。他首先采用現代高分子材料，并經多次試驗，配制了適合修復壁畫的濃度配方，并逐步完善了修復技術。此后，這一方法成為我國壁畫保護的重要技術。
40余年來，大批人員對以往所用的修復材料、工藝進行了總結，在加強傳統修復工藝的研究與傳承的基礎上，也開始了壁畫修復材料選用及性能測試、修復材料對壁畫顏料的影響，以及敦煌壁畫中膠結材料老化研究等專題研究，使敦煌壁畫保護修復材料在現代化、科學化的進程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們還根據各種不同情況，研究開發出多種修復壁畫的成套保護工藝。
2009年7月30日，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組建的第一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掛牌。先后承擔完成或正在進行的有甘肅、新疆、青海、河南、寧夏、西藏、內蒙古、浙江、山西、山東、重慶、河北、北京等十余省、區、市的壁畫、彩塑保護、修復等50多項重大保護項目，編制壁畫、彩塑保護、修復方案近百項。（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中國美術報》）
轉自：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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