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愛相親》:性別、空間與傳統


    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時間:2017-11-13





      電影《相愛相親》的英文名為LoveEducation(愛的教育),臺灣導演張艾嘉這一次將故事背景放置在當下的中國大陸,以一貫的女性視角為切入點,講述一個家庭三代人之間從沖突走向和解的情感故事。
     
      電影中,三代人之間微妙的情感聯系與價值觀上的代溝,幾乎每個情節都很容易找到現實的對應,圍繞矛盾沖突強烈的核心事件——遷墳,情感的表達相當含蓄、克制,波瀾不驚。尤為難得的是,在三代人之間,張艾嘉并無偏袒,將老中青三代人的困境放在同一平面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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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關生離死別、戲劇張力十足的故事,在臺灣影人格外擅長的日常生活質感與女性創作者細致入微的情思貫注下,被講述得質樸、平淡而又溫暖。影片中庸常、瑣碎的煙火氣息,三代人各自處于情感困局中的無力感,以及處處藏著芥蒂、疙瘩的家庭氛圍,很容易與當下普通人的現實體驗對接,結局的溫暖又帶來治愈感,該片的良好口碑與金馬獎多項提名因而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一場“愛的教育”中,被情愛枷鎖困住,而后釋然放手的,始終只是女性。男性人物的情感形態與精神面貌則一成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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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英的父親離棄鄉下的原配,進城后娶了慧英的母親,遂一去不復返,直至離世;
     
      慧英的丈夫面對固執、強勢的妻子,始終是溫厚而寬容的,默默地守護著他們的愛情和夢想;
     
      年輕一代的阿達為了追尋搖滾夢想,離開家鄉離開曾經感情深厚的女友,接著又以同樣原由離別薇薇去向北京。
     
      相比電影中的女性,這些男性形象似乎更為自在、自由,他們或許也遭遇情感的困惑,卻并不會構成根本障礙;另一方面,穩定性其實也源于平面化的單薄,在情愛故事的講述中,男性人物事實上一直是作為“他者”的形象出現的,電影無意或無力挖掘人物更為豐富的精神面向及更為復雜的心理空間。
     
      在此意義上,張艾嘉的電影中其實不存在“最佳男主角”。男性角色的他者化,在女性視角為絕對主導的敘事中或許很難避免,值得追問的是,影片結尾,通過放手獲得的解脫感,是否能讓她們實現對自我的救贖,達致他們那樣的自由?三代人之間的和解,在電影的情節中無不是通過瞬間頓悟的方式實現的。應當說,敘事對情緒的鋪墊與渲染是到位的,由頓悟促成的和解也使得情感表達顯得節制而含蓄,但是,在沖突陷于僵局、內心瀕臨絕望之際,歷史與當下,真的能在這種自我臆想的頓悟中得到調和嗎?這里,究竟有多少對現實的抵達?
     
      整部影片的地理空間無疑是精心設置的。張艾嘉故意模糊了具體的城市背景,沒有選擇諸如北京、上海、香港這樣的現代化大都市,而選擇了處于發展改造之中的二、三線城市,及更能糅合城市鄉村諸元素的地理環境。街道上正在施工的層層高樓,城市周圍破敗凋零的鄉村,呈現出意味復雜的影像質感,是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環境的共同寫照。虛假刻意的“求真”節目、媒體的瘋狂“曝光”、為父母補辦結婚證時遭遇的重重困阻、話劇演員(學生家長)表演哭喪的生計,無不真實地觸及這個時代人們荒誕的生存處境。
     
      倘若將這些頗具社會批判意味的線索延伸開來,電影的格局將不止是“相愛相親”。張艾嘉顯然并無意借此打開更為宏大的社會空間,而始終專注、冷靜地聚焦于家庭內部情感關系的探討。這些社會事相的融入作為細枝末節的存在,服務于從沖突到和解的對“關系”的描述,為之提供具體而富于現實質感的情節引渡。辦證受阻,慧英和姥姥(阿祖)的和解才有了時間與機會;電視臺不顧村民阻攔瘋狂拍攝,姥姥遂選擇進城宣告自己的立場;慧英與姥姥在媒體炒作的陷阱中狹路相逢,壓抑的情緒在正面的碰撞中被宣泄掉,達成和解。
     
      與家庭情感關系的探討必然聯系在一起的,是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映照。城市與鄉村糅合的地理語境的設置,在此呈現出更為關鍵的意義。張艾嘉的上一部電影《念念》同樣聚焦家庭情感關系的探討,這部描寫臺灣本土生活的電影中,歷史遺留的代際隔閡也同樣對應于影片中的的地理空間結構。如果說綠島承載的是過往歲月里父母輩的沖突、掙扎與子一代充滿愛與憧憬的原鄉記憶,臺北則代表著失去親情聯接的、長大后的子一代孤獨無助的當下困境。
     
      《念念》中,成年后的林育男選擇距離綠島最近的小城市臺東,作為自己的棲身之地,顯然也是經過了精心的設計,身為導游的他不僅不斷往返于綠島和臺東之間,也一趟趟地奔赴臺北,終遇失散多年的妹妹。隨著空間的不斷糅合,歷史遺留的代際隔閡以一種奇遇的方式瞬間實現和解。
     
      這樣的思路在《相愛相親》中顯然得到承接。城鄉糅合的地理語境,在敘事結構中承擔了更為重要的意義。在現代科技的助力下,城鄉空間距離的跨越,在電影對當下語態的呈現中看起來毫不費力。
     
      電影開始的字幕部分,準備去遷墳的慧英一家三口,坐在從城里開往鄉下的汽車上,道路兩旁城鄉交替呈現的畫面別具意味。年輕一代的薇薇與阿達更是主動去往鄉下,因為沒有傳統的負擔,在姥姥與慧英之間不偏不倚的立場,使他們率先與姥姥實現了彼此的溝通。年輕的阿達躺在棺材里請姥姥幫著拍照那一幕,也不啻為一場奇遇式的頓悟。接著,是慧英計劃受挫之后想方設法,在城鄉之間不斷往返;然后,是媒體的跟進。
     
      對于最后的和解起決定作用的,是姥姥的進城,在電視臺戲劇性地遇見慧英,接著又在慧英家“遇見”慧英父母的合照,這才發現自己等候了一輩子的男人,看起來竟是那么陌生。回到鄉下的姥姥,收到薇薇和阿達寄來的合成的照片,可惜這份好不容易拿到的禮物瞬間便化作一團模糊。與這兩張照片的“遇見”,讓姥姥終于放下執念。隨著城鄉互動與關聯的密切,一次次奇遇以及隨之而來的頓悟才有了可能。
     
      然而,敘事的悖謬由此顯現:如果外公與姥姥只是城鄉兩分,外公何以會與自己的家族如此隔絕?又不是大洋彼岸,或海峽兩岸。父母尚在,姥姥為其養老送終,還那么堅定地一直等他,雖然會寄生活費回來,卻從此消失,一去不返。這在現實的中國,幾乎沒有可能。現實的情形很可能是,城鄉幾代人之間千絲萬縷的糾葛與關聯,代際的隔閡也決不可能是靜止的形態。姥姥在漫長歲月所承受的苦難,倘若被敘事一一落到實處,得以具體化、實相化的展開,又怎么可能指靠主觀頓悟一蹴而就,輕易解決。
     
      電影敘事這層錯謬不易覺察,細想來卻相當致命,動搖著這部電影的現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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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念念》中,綠島—臺北的時空對應結構中,隨著父母輩的離世,代際隔閡也成為歷史遺留問題,但說到底,兩代人尤其母親與女兒之間,價值觀、情感態度、兩性處境中的被動位置與苦難擔當,并無本質不同,雖然電影結尾給予年輕一代更溫暖的結局。
     
      《相愛相親》中,張艾嘉精心選取的城鄉糅合的地理語境,仍試圖將代際的沖突放置在一種對當下中國來說盡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框架內予以表現,并尋求解決。然而,敘事對處于“過去時態”的城鄉空間的硬性割裂,導致鄉村苦難的抽象化、符號化。除了貞節牌坊的意象,電影對鄉土社會空間的觸及,對姥姥形象的塑造,看不到任何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批判的跡象。
     
      對姥姥這一形象的塑造,最充分地暴露出張艾嘉對傳統的隔膜,以及由此導致的對現實的簡化與美化。終其一生,姥姥都在等待背叛自己的男人回家,直到等到一具尸體,守住自己男人的墳墓成為了自己余生的唯一使命。這在現代人眼中,原本該是何等悲劇。
     
      然而電影中姥姥的形象相當討喜而可敬,優雅溫潤,堅定而又通達,與薇薇、阿達之間的交流毫無障礙,一出場就以閃閃發亮的氣質與魅力俘獲了觀眾的心。這一形象背后所負載的無比沉重的傳統文化內涵顯然被架空了。在貞節牌坊所象征的女性的極端悲劇化的生命方式中,不管姥姥一開始是不是懷有對外公的愛,也姑且不論外公以什么理由一去不返,支持姥姥熬過漫長歲月的意念,怎么可能是現代青年眼中的“愛”或“責任”這么簡單。
     
      從外公不時寄信和錢回來的情節判斷,姥姥的堅守,在更多的意義上,是傳統文化給定的角色使命,即便最初可能包含情感的成分,在漫長歲月中更多積累和顯現的,也是獨撐門戶的女性寂寞人生中的疼痛與掙扎,在傳統的重壓下甚而可能通向自我的扭曲、壓抑或反彈。村口的貞節牌坊就像是壓在姥姥身上的枷鎖,讓她一直活在舊時光中。倘若這樣的堅守,僅僅被解讀為愛的執念,以此引渡代際之間的溝通,那么不如說,彼此可能壓根就沒有遇見。
     
      對遷墳事件的描述,同樣折射出張艾嘉對傳統鄉土社會的隔膜——即便姥姥同意,族人和村民也不會答應以這樣的理由遷墳。敘事設定背后對傳統的游離,無疑與張艾嘉自身的港臺文化背景及幼時留學海外的成長經歷有關,在處理當下中國大陸與傳統鄉土社會相關的題材時,難免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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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說來,《相愛相親》中老中青三代人的形象與情感故事,不僅沒有明顯的地域屬性,也多少錯位于當下中國特定的時代癥候。年輕人的角色設置與對鄉村生活的描寫,都顯得有些臉譜化。追求著夢想和自由的阿達,其流浪歌手和樂隊主唱的形象,似乎都更應該對應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同樣,擔任電視臺記者的薇薇容貌姣好,對待愛情與婚姻的態度卻是那樣的浪漫恣意,在今天的時尚青年中,恐怕已經成為脫俗的另類。
     
      電影中三代女性相互錯落映射、各自受困的情感狀態,盡管看上去如此不同,卻又折射出一種普遍的況味。姥姥、慧英、薇薇在感情中均遭遇另一個女人帶來的危機,最后被一一化解。只不過姥姥的對手最為特殊,是已經去世的、與原配丈夫在城里正式結婚的女人。姥姥與其爭奪的是原配丈夫的墳墓,為此她與對手的女兒慧英分別嘗試為雙方的婚約開具證明。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由此展開有趣的映照。三代女人最終都放下執念,暫時獲得解脫,然而以“奇遇”達成的頓悟與放手,并不足以促成自我的覺醒,反而折射出幾代女性在感情中共同的被動處境,以及某種永恒輪回般的宿命。
     
      盡管如此,《相愛相親》仍不失為一部力圖對現實進行還原的動人之作,電影以樸實的視聽語言講述平淡人生的感悟,毫無說教意味,不時還彌散出自于生活的幽默感。讓我想到李安的《飲食男女》,這部拍攝于二十多年前的電影同樣以溫潤而又溫暖的敘事,講述一個家庭兩代人的愛情。如果說影像化敘事在朝向內的開掘方面確實有其不利因素,那么李安的《飲食男女》至少提供了一種值得借鑒的方式,即以人物各自彰顯個性的行動,沖破概念的藩籬,畢竟真實的生活靠的是行動,而非瞬間的頓悟。期待更多現實題材的中國電影,實現對概念的超越,開放出更多可能。(賈艷艷)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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