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版權產業行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7.30%，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這個數字甚至已達10%左右，接近或超過一些歐美國家的整體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講，版權（著作權）就是一個法律的概念，版權法律制度是版權產業存在的前提。因此，以著作權法為核心的我國版權法律制度是否完善、保護是否有力，直接決定版權行業能走多遠。
著作權登記總量突破200萬件
1994年，我國開始啟動著作權登記工作，實現零的突破；20年后，2013年，全國著作權登記總量達到100萬件；再過短短3年，我國著作權登記量又翻了一番，2016年突破200萬件。
從0到200萬，著作權登記量的不斷突破反映了我國版權產業的快速增長，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法律的支撐。“世界各國法律都對版權及相關權作出了規定，這些規定賦予了受保護作品的版權所有人授權他人使用被保護作品的專有權，這些權利通常被視為經濟權利。因此，版權法律制度是版權產業存在的前提，也是版權產業概念區別于其他概念的根本所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范軍告訴記者，版權保護中的基本法律概念，既是梳理版權相關產業種類的出發點，也是確定版權相關產業范圍的邊界線。
記者從國家版權局獲悉，我國已基本形成以著作權法為統領和核心，由多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著作權法律體系。其中包括：著作權法律1件、行政法規6件、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8件、部門規章10件、規范性文件45件、司法解釋和司法指導意見6件。
其中，作為核心的著作權法于1990年正式頒布并于第二年實施，2001年和2010年歷經兩次修訂。“27年來，著作權法對維護權利人權利，鼓勵創造創新，規范市場秩序，促進產業發展，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和文化繁榮，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法治保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版權局局長聶辰席說。
在加強國內立法的同時，我國還積極參與著作權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調整，相繼簽署、加入和批準了8部著作權國際條約。2012年6月，我國政府協助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北京召開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成功締結《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成為該組織近20年來首次締結的著作權國際條約，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多邊國際條約。
伴隨著著作權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現狀明顯改善。“十幾年前，我們進行版權相關產業調研時發現，多數從業人員的版權認知程度較低，當調查人員被問及版權的相關問題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版權為何物，不知自己生產的產品與版權有何關系。相應的，這些從業者的版權保護意識也很薄弱，對盜版現象非常漠然。”范軍說。
目前，社會各界的版權保護意識已顯著提高，人們利用法律維護相關權利的行為已十分普遍。最高人民法院數據顯示，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中，著作權案件數量最多、增幅最大、分布最廣。2010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52.18萬件，其中75%是著作權案件。
著作權法修訂草案或將面世
“當前，著作權法中的相關制度，如法定許可、網絡著作權保護、損害賠償制度等，無法完全適應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國家版權局相關負責人認為，著作權法律法規已不適應形勢發展，亟需修改。
具體而言，現行著作權法主要存在權利內容規定不夠科學、權利歸屬規則不夠明確、侵權責任規定未能體現出新技術環境下的新情況以及侵權懲治力度不夠嚴格等問題。
一線司法人員對“有法難依”問題深有感觸。從公安偵查的角度講，目前新型網絡侵權方式不斷出現，跨國界、跨區域案件大幅增多，相應的網絡證據標準、電子取證程序規范、區域執法協作等配套制度尚未跟上，這給案件偵查工作帶來新難題。從法院裁判的角度而言，著作權司法面臨許多新型疑難的法律問題，如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認定，大規模維權行為的合法性認定等，在司法實踐中出現較大爭議。
著作權權利人的感受則更加深刻。“近年來網絡文學發展迅猛，互聯網成為新的傳播工具，這也導致了許多版權問題。特別是知識資源數據平臺、電子書、有聲書、微信公號、APP（應用程序）、網盤等侵權盜版問題非常嚴重。在整個文化產業鏈條中，原創文學作品應該是處在多數文化產品的最高端，因此，只有加強對原創性文學這一母體的保護，一個民族的文化創作力才能得以維持和發展。”面對文學版權被大量侵權的難題和困境，著名作家張抗抗呼吁首先應該加快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工作，同時啟動配套法規的完善，“這是頭等大事”。
“中國需要堅持適度從嚴的司法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騰訊創始人之一陳一丹不僅希望加快著作權法修法進程，也希望相關部門能持續加強版權行政執法力度、堅持適度從嚴的司法政策。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顯示，著作權法的修訂被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而目前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期已不足一年，因此，著作權法修訂草案有望于今年內提請審議。
保護著作權從轉變觀念開始
福建省中部有個德化縣，在這里，誕生了版權保護的“德化經驗”。2016年11月14日至18日，在瑞士日內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部，德化縣的陶瓷產業版權保護成功經驗走向了世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干事西爾維·福爾班女士評價：“‘德化經驗’對于發展中國探索版權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有著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
事實上，作為傳統陶瓷之鄉，2000年起，德化縣陶瓷產品的仿制現象愈演愈烈，企業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競爭，創新意愿低落，產業前景堪憂。對此，德化縣建成了全國首個陶瓷知識產權保護教育基地，并出臺版權登記的獎勵措施，2011年以來，全縣累計兌現版權保護、鼓勵創新、品牌打造等獎勵政策資金9400萬元。
版權保護助力德化陶瓷走出困境，實現了新的發展。2015年，德化縣實現陶瓷產值188.2億元，出口交貨值126.86億元，產品銷往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縱觀“德化經驗”，轉變觀念、形成人人自覺保護版權的氛圍至關重要。就客觀而言，目前在我國，尊重著作權、尊重創造的全民意識尚未形成。部分權利人對作品的自我保護意識欠缺，有的權利人甚至存在“盜版越多，名氣越大”的錯誤認識；部分使用者缺少著作權保護意識，不尊重原創，隨意竊取他人的智力成果；同時，也有社會公眾希望免費獲得音樂、電影、軟件、美術等作品，忽視著作權的保護。
盜版就是盜竊，不僅偷走權利人的經濟利益，也偷走了全社會的創新熱情。自2005年開始，國家版權局聯合公安、工信等部門連續12年開展“劍網行動”，集中打擊網絡侵權盜版行為。據統計，2005年至2016年，全國各級著作權行政執法部門共辦理行政處罰案件7.63萬件，收繳各類侵權盜版制品超過4.7億件。
在嚴厲打擊盜版的同時，人們也在呼吁通過修法提高違法成本。記者獲悉，現行著作權法規定的50萬元以下的法定賠償額已不適應現實需要，亟待提高。“如何科學地確定賠償標準，是人民法院最難以解決，也是人民群眾反應最為強烈的問題。”一位法官告訴記者，應該通過修法提升民事賠償、行政懲戒力度，讓不法人員一旦侵權盜版，就要承擔“傾家蕩產”的風險，形成有效震懾。同時，對那些反復侵權、侵權情節惡劣的行為，也應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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