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頒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推動文化和旅游部系統形成崇尚先進、尊愛英雄，為黨、國家和人民建功立業的良好風尚，9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部機關舉行頒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儀式。400多位部系統同志獲得此枚紀念章。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書記、部長雒樹剛還親自上門，為獲得紀念章的文化和旅游部系統百歲老同志送上紀念章。他對老同志講道：“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專門頒發紀念章，對老同志們為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作出的重要貢獻進行表彰。我把黨和國家的這一崇高榮譽給您送來，也向您表示敬意和祝賀。”本期刊登文章介紹六位百歲紀念章獲得者的先進事跡，表達崇敬之情。這六位老同志中，年齡最長者是106歲的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吳瀚，年齡最小者是100歲的原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仲秋元，他們都為我國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繁榮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吳瀚： 愿把一生獻給黨的壯麗事業
已經106歲高齡的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吳瀚因為身體原因，平時只能坐在輪椅上，睜眼和說話都已經很困難了。在空軍總醫院的病房里，雒樹剛部長努力將身子傾斜，靠近老人家的耳朵，盡可能讓她聽到：“老壽星，我又來看您了，2016年，我來看過您。”老人雖然已經不能用言語表達感謝之情，但她一直緊緊握著雒部長的手不愿放開，有力而溫暖，似乎想用盡全力告訴大家：“我感謝黨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感謝給我的榮譽。”
吳瀚于1914年3月出生于江西萍鄉安源。1935年，她參加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2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吳瀚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由生物系轉入），但因為盧溝橋事變，她在清華大學沒拿到證書就匆匆離校。這年9月，吳瀚應聘漢口懿訓女中教員，這期間她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執行黨的指示。她是中共湖北工委的特別交通，往返武漢與大別山七里坪送信。她受黨組織指派創辦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戰時服務團，任團長，帶領近百名姐妹到醫院救死扶傷，一直堅持到武漢失守最后一刻。
1941年8月，吳瀚終于到達江蘇如東拼茶鎮，成了新四軍的普通一兵，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在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吳瀚的青春繼續綻放光彩，她曾經被大家譽為新四軍一師女戰士中的“三大女杰”之一。
吳瀚曾參加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先后在桂林中山紀念學校、蘇皖邊區政府教育廳、華東野戰軍婦女干部學校擔任教員、資料員、秘書科長等職。解放后，她先后在上海市民政局、山東省科委科學技術情報所、教育部擔任辦公室副主任、所長及監察員等職。1973年進入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工作，任研究員，1978年離休。
“我想對黨說，祝愿我們的黨歷久彌新，永葆青春。”今年黨齡83年的吳瀚曾這樣深情地講道。她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卻用自己的一生詮釋著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郭漢城： 一片丹心獻梨園
有人說，郭漢城先生一輩子只說了兩句話：一句是“中國戲曲是最好的”；另一句是“中國戲曲不會消亡”。而他的一生，都在為這兩句話力行實踐。他把弘揚民族戲曲文化當作自己責無旁貸的職責——“我這一生愿意為戲曲事業獻身。”
9月24日，雒樹剛部長專程來到郭漢城家里看望他并為他頒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雖然已經是103歲高齡，但是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鑠，在大家的簇擁下侃侃而談。他熱情地向大家講述著自己的工作歷程，和大家探討如何促進戲曲事業在新時代的傳承和發展，好像身上永遠有用不完的勁。郭老滿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豪情，用實際行動證明著他的承諾：“有生之年，還剩多少力量，就要做多少事。”
郭漢城于1917年出生，是浙江蕭山人，1939年赴晉察冀邊區華北聯合大學學習，畢業后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轉到文化戰線工作，1954年調中國戲曲研究院從事戲曲研究。他是著名戲劇理論家、劇作家、詩人，我國戲劇戲曲學學科（前海學派）創建者和奠基人之一。郭漢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辯證法的觀點看待傳統戲曲劇目，堅持自己的學術主張。他與張庚共同主持完成了中國戲曲“志”“史”“論”的編寫工作，他們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是新中國戲曲理論的奠基性著作，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作為戲劇理論家，郭漢城與張庚一起把對中國戲曲理論的研究納入學術規范。作為戲曲批評家，郭漢城把自己的戲曲理論研究方法應用于他的戲曲批評之中，為現代戲曲史研究開辟了新路，為當代戲曲藝術的健康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后來者樹立了典范。作為戲曲劇作家，郭漢城繼承了中國古代戲劇家“創作與理論并重”的傳統，他的劇作體現了自己的美學思想，也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治學精神。
從戰爭年代走來，與共和國一起成長，郭漢城畢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和著述能夠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直到百歲高齡也沒有停止探尋藝術真諦的腳步。郭漢城最近在一次談話中充滿豪情地說：“我們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中國戲曲的規律性問題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使之適應新的時代的需要。我們要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黨委副書記、副院長白鷹： 生動詮釋了一名文藝老兵的光榮使命
如今已經是102歲高齡的白鷹一直關心著研究院的建設發展以及國家文化藝術事業的進步。9月24日，雒樹剛部長來到北京醫院看望已經臥病在床很久的白老。雒部長貼心地彎下腰，趴在床頭，在白老耳邊親切地和他講話。他耐心地向白老講述這枚紀念章的意義。“每枚紀念章都有一個編號，這個編號就代表了您，都在中央有檔案，我給您帶來了黨和國家的這一崇高榮譽。”聽到這里，白老臉上露出了孩子般喜悅的笑容。
2017年，在北京醫院干部病房休養的白鷹在聽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建設發展取得的成果時感到十分欣慰。他激動地說：“現在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相信我們院一定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更多貢獻。”
白鷹于1918年出生在江蘇武進，是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原文化部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在戰爭頻繁的山鄉、在旅團戰斗前沿，他參與演劇、歌詠、繪壁畫墻頭標語、喊話等戰斗鼓動；擔任話劇編導、舞臺設計、飾演各類角色。1946年初，白鷹隨肖華部隊抵東北遼東省，在安東創辦藝術專科學校——白山藝術學校，任校長并執教。1948年10月，他任遼寧省文藝工作委員會主任，1949年5月任遼東省文委書記、省文聯主任；同年9月，任省中蘇友協副會長。1953年3月，他調中央戲劇學院，歷任教研部第一副主任、表演系副主任、副院長。1978年，任中央美術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1979年5月，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并于1980年創建、主管文化藝術出版社，任《中國文藝年鑒》主編。
1982年，白鷹等著手籌劃全國藝術研究工作。1984年，作為文化部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主管規劃辦公室，歷年籌劃了4次全國會議，推進全國藝術科學研究。從理論到實踐，白鷹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文藝老兵對黨、對人民、對文藝事業的忠誠。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純一： 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科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在北京老年醫院，雒樹剛部長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純一老人送上了鮮花、果籃和深深的祝福，并且關切地詢問了老人的身體狀況、日常飲食起居等情況。已經101歲高齡的李純一老人，說話已經很吃力了，他艱難地說出了謝謝。雒部長為他佩戴起紀念章，他用力地說道：“我很慚愧，很慚愧，我真的沒有為祖國做多么大的貢獻。”雖然已經聽不太清，更不能順暢地表達，但是當聽到大家詢問周總理為他改名字的事情時，李老驕傲地一直重復著：是周總理，是周總理！
“要做到不管地位多高，歲數多大，都應講真理，不容易。”李純一曾在他的論文《談談音樂史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中這樣談道。的確，他踐行了自己的承諾，也展現了老一輩學者敢講話、講真話的學術品質。李純一的研究建立在學科交叉的基礎上，他將考古學的方法運用到音樂史學研究中來，就音樂史學研究而言，亦不失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對音樂考古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以及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科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0年，李純一出生于天津市一輪船水手之家。1956年，他調往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現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任中國音樂史研究室主任及副研究員。在他主持下，研究室積極開展對音樂考古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并對北京文博考古單位收藏的出土樂器進行考察測音，獲得不少新的古代音樂史料，同時發表若干有關中國音樂史及音樂考古的論述。1972年，他受國務院指派，赴長沙參與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樂器的考察研究，完成相關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1984年，他開始對國內若干重要考古發現地區的出土音樂文物進行考察研究。1988年離休后，他仍筆耕不輟，并任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顧問。
因為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和中國音樂考古學的開拓性研究，李純一在音樂考古方面亦已形成自身的體系與方法，并完成長達45萬字的綜合性論著《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這是一部中國古樂器學開創性的專著，亦為中國音樂考古研究一次較為全面的總結，是中國音樂考古學趨于成熟的一項重要標志。
李純一是中國音樂考古學科的開創者，他一路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從“微觀入手”到“宏觀掌握”，為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肖晴： 我將繼續致力于提高戲曲聲樂理論的科學性
走進位于昌平的老年公寓，已經101歲高齡的肖晴，起身迎接，還熱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喝水。雒樹剛部長說肖老表達清晰、思維敏捷，稱贊她長期從事戲曲藝術，為我國戲曲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聽到這樣的稱贊，肖老連忙謙虛地說：“我原來是學習西洋音樂的，對于戲曲研究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聽到肖老的回答大家都會心地笑了。
回憶起自己的職業生涯，肖晴興奮不已，她眼神中充滿了堅定,充滿了對戲曲事業的熱愛。她激動地說：“我之前從來不聽戲曲，那時候，和我同期的其他四個人都放棄了，覺得在這個年紀從頭學起戲曲來太難了。我那時候已經入黨了，我認為搞西洋音樂的固然少，但是搞民族音樂的也很欠缺，全國戲曲事業亟需人才，我決定留下來學習。” 就這樣，帶著這顆初心，肖晴在戲曲聲樂的研究道路上一干就是一輩子。聽完肖老的講述，雒部長滿懷深情地說：“聽您的談話我感覺怎么都聽不夠，我建議您可以寫回憶錄，口述歷史，對于今后的戲曲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
肖晴于1919年3月出生于貴州貴陽，長期從事戲曲聲樂、戲曲音樂，特別著重京劇聲樂、京劇音樂及“程腔”的研究，直到1986年離休。她曾記錄整理出版梅蘭芳京劇《宇宙鋒》全劇總譜（與人合作）、程硯秋電影藝術片《荒山淚》全劇曲譜（琴、腔分行譜）、《程硯秋唱腔選集》（代表劇目20出），并編有《程硯秋藝術評論集》一冊（40萬字）。
肖晴從個案研究入手，形成了對戲曲聲樂全面深入的認識，建立起較為完整的論述體系。她從對民族聲樂特別是戲曲聲樂傳統深刻認知出發，提出了在繼承傳統的發聲方法、唱字口法、行腔特點、情感表達、意味追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聲樂技術與理論的系統性與科學性，契合現代審美需求，豐富與發展表現現代生活的手段，從而建立我國現代戲曲聲樂學派的意見。
直到今天，肖晴仍然心系戲曲研究事業，她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特別關注戲曲演員變聲期的保護問題，我希望我能繼續有機會向大眾普及變聲期的知識、技巧，讓大家了解怎樣保護好嗓子，這是我最大的心愿。”
原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仲秋元： 為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奉獻一生
9月12日，雒樹剛部長專程來到仲秋元老人家里，和他一起慶祝他的百歲生日，代表文化和旅游部祝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對他為文化建設做出的貢獻表示敬意和感謝。9月23日，仲老的女兒代表父親，到文化和旅游部領取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表達了對黨和國家的感謝之情。
“中國的抗戰是由兩種力量打出來的:一、紅軍北上——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運動——這是文的……”晚年的原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仲秋元指著《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文集》扉頁中的這段話講道,“這是抗戰勝利那一年的冬天,毛澤東對救國會負責人說的一段話。我們就是毛主席說的‘文的’!”
仲秋元于1920年出生于江蘇蘇州。1945年12月，經彭詠梧、何理立介紹，仲秋元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團結大批進步出版社,為謀生存、求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他無私奉獻，恪守職業道德，為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仲秋元先后任三聯書店總管理處秘書處主任、出版總署計劃處秘書室主任。1951年至1954年，他先后任新華書店總店圖書發行部主任、出版總署《毛澤東選集》出版發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仲秋元于1973年至1978年，任中央美術學院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他努力培養藝術人才，對頌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作品積極提倡與支持，表現了深厚的無產階級革命情感。1978年6月至1982年5月，仲秋元先后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長、辦公廳主任。他善于統攬全局，考慮問題全面，著重抓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加強對各部門的統籌協調。他結合文化系統的實際，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特別是文化藝術教育的具體政策、法規、辦法和措施，推動了部黨組各項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
仲秋元于1981年至1986年，任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1986年3月，仲秋元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仍十分關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祖國的文化藝術事業發展。
轉自：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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